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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这个婚姻会给我们带来没完的烦恼。但是我一直在想,或许你将来会爱我的。现在幻想毁灭了,我选择了死……”
1940年3月3日,蔡元培在香港寓所失足跌倒,次日入养和医院治疗,惟因胃部出血过多,于三月五日病逝,享年七十三岁。十日举殡,香港各学校及商号下半旗志哀,学校及社团万余人参加公祭,极尽荣哀。蔡元培灵柩初厝东华义庄待运回浙江绍兴故里安葬,但因战事熛起,未能成行,遂移葬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五四”元老、新文化的保姆长眠于香江,墓碑“蔡孑民先生之墓”七字由叶恭绰书写。值得指出的是,他的遗言仅为两句话:“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弘一法师于1942年10月13日晚圆寂,临终写下“悲欣交集”四字,写在一用过的字纸上,字迹仍旧有力。他另有致夏丏尊的遗书:“丏尊居士文席:朽人已于□月□日迁化,曾赋二偈,附录于后。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谨达不宣。音启。”遗书的月日,都空着,他圆寂后,由侍疾僧补填。
吴稚晖于1953年病势于台湾,他晚年的钱财清清楚楚,没有不义之财。他在遗嘱中写道:“生未带来,死乃支配,可耻!”
1961年,陈寅恪辞别专门来探望自己的吴宓,为赋诗曰:“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丸澜。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其后果不复见。
马一浮1967年临终时作诗云:“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卢作孚自杀前,留下一纸遗书,只有两行字:“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
“文革”中,范烟桥恐祸及己,尽焚五十年来的手稿。但饶是如此也未能免厄,有一次他念了一句“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红卫兵听到后说他侮蔑“文革”,将其活活打死。周瘦鹃来吊唁,泣不能语,回家后便投井而死了。
周作人在最后改定的遗嘱中说:“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50年来的心愿,识者自当知之。”并在遗嘱前说:“以前曾作遗嘱数次,今日重作一通,殆是定本矣。”
殷海光在病中遗言里说:“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能再活15年,为中国文化尽力。”
1969年,殷海光去世。在他辞世之前26天完成的《海光文选·自叙》一文中,他说:“……我近年更痛切地感到任何好的有关人的学说和制度,包括自由民主在内,如果没有道德理想作原动力,如果不受伦理规范的制约,都会被利用的,都是非常危险的,都可以变成它的反面。民主可以变成极权,自由可以成为暴乱。自古以来,柏拉图等大思想家的顾虑,并不是多余的。”
殷海光口述遗嘱,在遗憾对不起太太和孩子两事后说:“在我的思想快要成熟时,我怕没法写下来,对苦难的中国人民有所贡献。对青年一辈,可能没法有一个最后的交待,《思想与方法》、《中国文化的展望》只是一个开始,何况我又一直在改变和修正我自己的思想。我若死在台湾,希望在东部立个大石碑,刻着‘自由思想者殷海光之墓’,身体化灰,撒在太平洋里,墓碑要面对太平洋。”
冯友兰临终前,说了最后一句关于哲学的话:“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学。”
黄万里遗言:万里老朽手启予敏儿及沈英夫妇弟妹: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抗”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长江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钢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万里遗嘱,2001年8月8日手笔候存。
由于身患重病,苇岸在医生和亲友的反复劝说下,被迫像吃药一样地开了荤,一度中断了坚持一辈子的素食,为此,他在临终前深表愧悔,让妹妹记下他最后的遗言:“我平生最大的愧悔是在我患病、重病期间没有把素食主义这个信念坚持到底(就这一点,过去也曾有人对我保持怀疑),在医生、亲友的劝说及我个人的妥协下,我没能将素食主义贯彻到底,我觉得这是我个人在信念上的一种堕落,保命大于了信念本身。”
1965年5月31日,林昭被判有期徒刑20年。次日,林昭刺破手指,用鲜血写作《判决后的申明》,“……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这是敌人对于我个人战斗行为的一种估价,我为之由衷地感到战斗者的自豪!……我应该作得更多,以符合你们的估价!除此以外,这所谓的判决与我可谓毫无意义!我蔑视它!看着吧!历史法庭的正式判决很快即将昭告于后世!你们这些极权统治者和诈伪的奸佞——歹徒、恶赖、窃国盗和殃民贼将不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诉的罪人!公义必胜!自由万岁!”
1985年9月21日,古龙去世,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怎么我的女朋友都没有来看我呢?
十八、先觉
黄炎培访问日本,看到日本朝野反华备战,气焰薰天。黄回国后,将所见报告给蒋介石,蒋默然;又报告给外长王正廷,王哂笑道:“若让你知道日本人要侵略我们,那日本人还会侵略么?如果日本人要侵略我们,你又如何能知道?”黄答道:“好吧,但愿我言不中!”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王正廷被请愿的学生殴伤,黄炎培恰好看到了这一幕,连说:“应该,应该!”
持马尔萨斯人口论者,多知马寅初。实则《清稗类钞》的作者徐珂早在1925年就宣扬马氏的理论和山格夫人的节育理论了,他认为节育对女子有三大利:“一因生育而致痼疾或戕身之事可免,一保抱哺之劳可减,一自营之职业可不废。”他甚至认为,节妇不改嫁有利于节育。
魏源早就指出:“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而中国迄今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20多年后,迫于当时形势,清廷才设立了中国近代第一所外文学校——“同文馆”。然而在日本,魏源的《海国图志》早就成为知识界人手一册的经典。
伊藤博文从英国留学归来,大倡优化种族之论,认为黄种人荏弱不堪,不及白种人远甚。他当政后,即实施“谋种”政策,凡欧美白人入其境内,辄鼓励日本女子与其野合,以改良种族。谭嗣同对此十分羡慕,然亦知此法断难行于中国,于是喟然作诗曰:“娟娟香影梦灵修,此亦胜兵敌忾俦。蓦地思量十年事,何曾谋种到欧洲?”
王茂荫是晚清朝中为数不多的精通经济问题的官员,他敏锐地认识到货币的价格和价值相分离的特征,并上升到“以实论虚”的理论高度,即坚持货币的金本位。他是《资本论》中惟一提到的中国人。他有一句名言:“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
戊戌变法期间,陈鼎的改革建议较之谭嗣同等更为激进。他认为赶超英美,有四个当务之急:一是变服装,即穿西服,如此一来就不会再把奇装异服的西方人当成“鬼”了,有利于学习西方;二是合宗教,即合并基督教和孔教,彼此都要顶礼膜拜;三是通语言,要求士人尽学西语;四是通婚姻,鼓励中国人与西方人通婚,如此才更可广泛地认知西方。陈的建议引起了光绪的兴趣,曾令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认真阅读。
严复每有高论,他评价戊戌变法道:“西后残年待尽,倘康梁不采取急进态度,则德宗终可畅行其志。乃康热衷过甚,卒演成卖君卖友惨剧,而彼只身远窜,施施然以忠臣志士自命,堪云无耻之尤。梁则出风头之念有余,救国之心不足。”
最早有意识于商战的也是买办,其中最著名的是郑观应。大约一百年前,他的名著《盛世危言》中有一章专论商战。他说:“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弊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一日不辍。”
梁启超自戊戌亡命日本后,接受新思想洗礼,与乃师龃龉日多。康有为以保皇保教祀天配孔诸义硁硁自守,梁氏则颇不以为然:“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南行北辕也。”
林则徐被流放,临行前将在广东时所译的《四洲志》、《澳门日报》、《粤东奏稿》以及西方的炮船模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