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耸辜锹剂�40几本英文淫书的名字，还包括作者姓名与内容特征，不禁叹服。直到很久以后，钱钟书还爱考问吴组缃：“马克思第三个外孙女嫁给谁了？”吴组缃只好回答不知道，但不免反击说：“你专会搞这一套！”
鲁迅去世后，叶公超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把鲁迅的所有作品又重读一遍，叶赞扬说：“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颗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胡适责怪叶公超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叶说：“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
梁实秋、罗隆基等人偷看胡适日记，胡笑容满面地说：“你们怎可偷看我的日记？”随后严肃地说，“我生平不治资产，这一部日记将是我留给我的儿子们惟一的遗赠，当然是要在我死后若干年才能发表。”
1940年浙江大学流徙到遵义，在艰苦的流亡时期，竺可桢邀请费巩担任训导长。费巩接受了职位，同时表示：“吾不要训导长的薪俸，仍要教授原薪，一年可省出四五千元钱来，可拿这笔省出的钱用在学生物质生活的改善上面。”他上任后身体力行，亲自动手烧开水为学生杀臭虫。学生宿舍灯光太暗，他花费精力设计了一种亮度大而烟气小的植物油灯，拿自己的工资购买玻璃、铅皮等材料，制作了800多盏分发到各宿舍。学生们称之为“费巩灯”。
周策纵自嘲曰：“妻娇女嫩成顽敌，室小书多乱似山。”
殷海光赞美金岳霖的《逻辑》：“此书一出，直如彗星临空，光芒万丈。”又说，“此书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高水平的现代逻辑。仅仅就这本书的文字来说吧，真是增一字则多，减一字则少。”他最后突然把书往桌上一扔，说：“你们听，真是掷地作金石声！”
杀害宋教仁的主凶之一洪述祖，是清代大学者洪亮吉的后人，世代书香，曾制有一联云：“长安居大不易，天下事尚可为。”可见其才气！清朝隆裕太后的退位诏书就是由他拟就的。而他还有一个争气的儿子，那便是著名的戏剧作家洪深。
陈寅恪是学者，陶铸是国家官员，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然陶铸主政华南时，对陈寅恪十分尊敬，两人结下友谊。文革中，陶铸几次要求善待陈寅恪，红卫兵都置之不理。后来陶铸也被批斗，红卫兵质问他何以如此庇佑陈寅恪，陶铸正色道：“你们要是有陈寅恪的水平，我也那样待你们！”
黄炎培对黄万里教育甚严，要点凡三：“一，必须尊重农民。黄炎培多次教育下属说，我国自有历史以来，劳动的农民从来没有对不起他们的统治阶级。二，为人必须喷出热血地爱人！爱乃是道德的根基，所谓真善美实皆包含在爱中。三，戒骄傲。戒骄必须从内心出发，仅在形态上不虚伪犹不足道也。”
《季羡林自传》中曾写季羡林因为担任北大副校长后公务缠身，只好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来写文章。“在会前、会后，甚至是会中，构思或动笔写文章。有不少会，讲话空话废话居多，传递的信息量却不大，态度欠端，话风不正，哼哼哈哈，不知所云，又佐之以‘这个’、‘那个’，间之以‘唵’、‘啊’，白白浪费精力，效果却是很少。在这时候，我就用一个耳朵或者半个耳朵去听……而把剩下的一个耳朵或一个半耳朵全部关闭，把精力集中在脑海里，构思，写文章。当然，在飞机上，火车上，汽车上，甚至是自行车上，特别是步行的时候，我脑海更是思考不停。这就是我所说的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
李敖说：“胡适和殷海光是我来台湾后所能看到的算是可以赞美的知识分子，其他的人不够看。傅斯年死得太早！要是再看了不起的知识分子，我只有照镜子，看我自己。”由于他崇拜殷海光，便学殷的样子，一年四季都穿长袍。
七、国粹
黄侃一身傲骨，满腹牢骚，他睥睨学术界二三十年，目空一切！甚至对太炎先生的经学，有时也会批评一声，“粗！”一次马寅初去看他，谈到《说文》，他一概置之不理，再问，他便不客气地说：“你还是去弄经济吧，小学谈何容易，说了你也不懂！”
1903年，孙诒让见到《铁云藏龟》后，闭门谢客，足不出户，把自己关在楼上的一间书房中，两个月不曾下楼，专心研读这些奇怪的文字。有一天，下人突然听到他大叫一声，上楼一看，孙也打开房门走了出来，满面喜色地喊道：“我解通了！我解通了！”孙成为文明史上第一个读通并考释甲骨文字的人。
1906年，清廷正式废除科举制。梁启超说：“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乎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目不足致用也。”黄仁宇则说：“科举废除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头等大事，从此上下两层社会被打成两截，无法得到有效的沟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康有为在日本，他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惴惴恐栗”，他说，“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废之，甚非策也。”他认为可以用“旧朝旧君”，或者孔子嫡裔来做“虚君”，实行“虚君共和”。
章太炎谓曾国藩之起兵“平洪杨”并非“赞清”，而是为了扶持“名教”。在曾看来，一切治国活动，上至天文、地理、军政、官制，下至河工、盐漕、赋税、国用以及“平洪杨”这类军事活动和“曲全邻好”的华洋交涉活动，均属“礼”，即道德实践活动的范围。
王静安遗体入敛之时，清华师生去给王遗体三鞠躬以敬礼。陈寅恪与众不同，他身着袍子马褂，跪在地下叩头，并三叩头。陈行孔孟之道，非此一端，他在国学研究院时，其学生到上海陈家去谒见其父散原老人，散原老人与一帮学生谈话，均坐，独陈先生站在一旁，并坚持到谈话完毕。
陈寅恪为王国维所写之碑文：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曾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他在晚年自挽说：“涕泣对牛衣，卅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时，以为自己再无恢复自由的希望，就写了一封很沉痛的信，给夫人汤国黎女士，信中提到两件事：一是“我死了以后，国粹便中断了”；二是“先人窀穸未安，为莫大憾事。”
1922年，清室曾以经济困难为由，欲将由沈阳运抵北京故宫的文溯阁《四库全书》盗售日本人，且价已议定，为120万元。此事被当时的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获悉，沈致函民国教育部，“竭力反对，其事遂寝”。
刘师培曾是同盟会员，思想激进，为较早接触社会主义的中国人之一，认为阶级斗争学说为“千古不磨之论”，曾为《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作序。他更一针见血地指出，若农民问题不能解决，则民生革命于事无补，可说是超迈时代的高见。不过事实上他更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不以为然，认为如此一来，此国家又以新面目令人民成为其奴隶。他的妻子何震也是社会主义最早的鼓吹者之一，且是妇女解放先锋。刘师培曾向湖广总督端方上言辞激烈的劝降书，但他后来竟投靠端方，转而恶毒地攻击革命党，并曾出卖陶成章、陈其美等旧日同志，转变之速令人侧目。民国建立后，孙中山等人皆惜其才，不忍加罪，蔡元培更将他聘为北大教授。在新文化运动中，他虽然托名旧派，事实上多少有点支持新派。他逝世时才36岁，蔡元培评论道：“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援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作，其所成就岂可限量？惜哉！”
黄侃处处维护国故。他认为木版书便于批点、执持和躺着阅读，讥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