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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缺乏把存在推向极致的勇气和力量，这几乎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大限。本雅明说，“写一部小说的意思就是通过表现人的生活把深广不可量度的带向极致。”5走向精神的极致，拒绝向一种无质量的生存妥协，这是一个有力量的作家必须具备的写作品质，但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追问存在的勇气正在新一代作家中慢慢消失，甚至连存在本身，也如同爱情一样，最终都变成了一种肤浅的消费品。只有少数的作家，能够在这种消费主义的话语丛林里保持必要的警惕，保持一个向存在发问的姿态。
二
近年备受关注的青年小说家陈希我便是其中之一。我在2002年初读到他的小说集《我们的苟且》6时，便意识到了，这是一个重要的作家，一个有存在感的作家。尽管那个时候只有少数人知道陈希我的名字，但我相信，陈希我的出现将是尖锐而不容忽视的。不久之后，我的预感便得到了证实。随着《收获》、《人民文学》、《天涯》、《花城》等刊陆续推出陈希我的小说，加上他连续三届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提名，陈希我很快就成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他的小说，让那些日渐疲惫的阅读灵魂，重新意识到了一种文字的力量。——确实，陈希我的小说是有骨头、有力度的；许多时候，为了使自己的小说“骨感”更为显著，他甚至来不及为自己的叙事添加更多的肌理和血肉，而直接就将生存的粗线条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所以，阅读陈希我的小说，你会为他的尖锐和突兀而感到不舒服，他似乎太狠了，不给生活留任何情面，并将生活的一切掩饰物全部撕毁，但他的确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破败，一种难以挽回的破败。
在我们这个颂歌时代，书写生活的破败何尝不是一种写作的勇气？
这种写作勇气，如果用神学家保罗·蒂里希的话说，是一种“存在的勇气”：“存在的勇气是这样的伦理行为：人在其中肯定他自己的存在而不顾那些与他的本质性的自我肯定相冲突的因素。”7尽管陈希我的小说所呈现的，更多的是关于存在的那些破败而黑暗的景象，但这也是一种“肯定”——因为他敢于在人的存在处境里承担存在的重量，哪怕是黑暗的重量。在陈希我在小说中，你很难看到精神的屈服性，他对生活是有抗议的，尽管这样的抗议常常与生活一同陷落在荒凉而绝望的光景之中，但带着这样的荒凉和绝望生活正是勇气的象征。在文学史上，有些作家是在描写荒凉和绝望，有些作家则是带着这样的荒凉和绝望一起生活、写作，很显然，这两种作家的文字力量是有根本差距的。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中，鲁迅和张爱玲就是有力量的作家，因为他们的作品，包括他们这个人，都是附着在荒凉和绝望上的，他们承担了那一时期的作家所没有承担的精神黑暗，同时，他们又一直生活在其中。这样的文字景观和生存景观，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卡夫卡，难怪他们常常被人称之为是“黑暗的天才”。
陈希我试图在自己的写作中，接续上这一逼视存在、书写黑暗的文学传统。他把我们貌似平常的生活推到存在的聚光灯下，从而使生活中的荒谬、匮乏与绝望悄悄显形。这样的写作姿态是独特的，也是有点不合时宜的。当欲望和消费日益成为新的时代意志，谁还在关心存在？谁还在坚持揭发存在本身的疾病？又有谁还在倾听这些存在的私语以及作家对生活的抗议？这或许正是陈希我的不同凡响之处：他没有像一般的年轻作家那样，热衷于讲述消费主义的欲望故事，他关注存在，关注平常的生活内部显露出的存在危机。所以，陈希我的小说，一开始总是从一个平常的人或事件入手，但在那束潜在的存在眼光的打量下，人物和事件很快就改变了它原先的逻辑和演变方向，转而向存在进发。我以为，他这种将事件向存在转化的能力，在当代作家中是并不多见的。
谢有顺：陈希我小说的叙事伦理（3）
读陈希我的小说总令我想起卡夫卡（他显然深受卡夫卡的影响）。卡夫卡说：
和每日世界直接的联系剥夺了我看待事物一种广阔的眼光，好像我站在一个深谷的底部，并且头朝下。8
确实，卡夫卡的作品，在他那个时代具有一种“头朝下”的品质——他对文学和存在的理解，与固有的传统观念是正好相反的。或许，我们这个世界的危机和匮乏被物质包裹得太过严实了，必须换一种方式，比如“头朝下”，才能看出里面的实质。像卡夫卡这样的作品，是无法把它放在常态范围里来解释的，它是属于变态范围的文学——因为我们的存在显露出了变态（我们经常谈论的卡夫卡笔下的人的异化，其实就是一种变态）的面貌，文学也就只能在一种变态的精神范畴里进行存在的追问。这正是卡夫卡的深刻之处。因此，卡夫卡笔下的象征是无处不在的，不仅他笔下的人物、事件是象征，连他的写作方式本身也是一种巨大的象征。卡夫卡的文学是最为彻底的存在主义的文学。
让我感到惊异的是，陈希我的写作居然也完全无视当下文学的流行面貌，而采取“头朝下”的特殊方式来书写现代人的存在境遇。我要特别提到他的一个中篇《我的补肾生活》，它读之令人战栗。一对表面上恩爱有加的夫妻，其实过的是丈夫独自自蔚，然后用手给其妻子满足的Xing爱生活；而那个妻子，居然认可了这种生活，她要做的就是不停地给丈夫补肾。这部小说的讽喻力量是很强的，它触摸到了当代生活的敏感神经。最令人难忘的是那个吃活肾的细节。妻子对自己的生活恐慌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她见补就买，而且因为自己的经济能力总能毫不费力地买到那些补物，她开始对补物的补效产生了怀疑。最后，他给丈夫买了人肾。这个血腥的细节让人想起鲁迅《药》中的人血馒头。鲁迅笔下的人血馒头沾的是革命烈士的血，而《我的补肾生活》中的活肾却是从被社会深恶痛绝的被枪决的黑社会头目身上盗割来的——这里面，蕴含着比“人血馒头”更大的荒谬。在陈希我笔下，一切的价值观念都颠倒了，他决意要让我们看到乱世之下的人心，正如他自己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文学就是要关注人心，关注我们灵魂中黑暗的盲点。
三
陈希我的小说，与当下文坛萎靡琐碎的风气是大不相同的，它里面有股狠劲，迫使着我们不得不去关注存在的本相。因此，阅读陈希我是需要有坚强的神经的：一场玩笑居然引发出抢劫的妄想（《暗示》）；一句调侃居然让一个小康之家感觉到了巨大的穷困，跑到街上哭穷（《我要哭》）；一对生活无忧规规矩矩的夫妇，居然为了买一钱不值的猪瓢骨而去抢劫（《我们的骨》）；相貌平平的新娘在一次婚纱照中的癫狂最终酿成了所谓的“强Jian案”（《飞机》）；一个执意不肯背叛自己妻子单身赴国外旅游的丈夫，忽然执意要为妻子买一件性感衣裳（《绑住我吧！》）；一对小恋人为了能够有实质性茭媾，千方百计合谋，让女方钦定的未婚夫先破了Chu女膜（《晒月亮》）；假如我们的身体没有一种抑制感觉的物质，我们每时每刻都会感觉神经的抽动、血管的奔流，我们一刻也活不下去（《我疼》、《抓痒》）；假如把种种私有生活场景（包括上卫生间前后撩衣摆、在化妆时挤眉弄眼、翻看自己的内牙龈）完全展示在我们面前，我们将如何再面对这个世界？当妻子知道丈夫背着她自蔚，她又该怎么跟她生活下去（《我的补肾生活》）……
陈希我在挑战我们的文学思维。在他的引导下，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另一面，可怕的另一面，就像美国电影《偷窥》中的女主角看到了窥视狂房东向她展示的房客们的隐私。也许我们本来就有阴暗，所以总想把阴暗处遮蔽起来，藏着掖着，害怕正视自己。没有遮蔽，人类世界就不成其为人类世界，我们就不成其为人，所以，《偷窥》中的女主角最后将偷窥机械砸毁了，对房东大叫：“回去做你的人吧！”我们毕竟还是要做人的，不论是想做还是无可奈何非做不可。如何做人，如何活着，这才是作家最需要花心智来解决的问题。陈希我所苦苦追问的正是这些。他的另一篇小说《绑住我吧！》里那个怎么也不肯在国外背叛妻子的丈夫简直到了洁癖的程度，他为了给妻子买那件性感的“带胸口袋的女装”，甚至愿意为之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