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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沙夫茨伯里也劝说新任首相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支持在耶路撒冷建立第一个英国国教的主教辖区及教堂。1841年，普鲁士（其国王曾建议建设国际化的基督教耶路撒冷）和英国联合任命了第一任新教主教迈克尔·所罗门·亚历山大（Michael Solomon Alexander），此人是改宗了的犹太人。于是，英国传教士们在他们对犹太人的传道中变得更加积极。1841年，在雅法门附近的一个英国基督教堂开堂典礼上，三个犹太人在英国领事杨的面前接受了洗礼。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困苦是非常值得同情的，美国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曾写道，犹太人生活得“像只在颅骨里面居住的苍蝇”。不断膨胀的犹太社区极其贫困，没有任何医疗救护，不过他们却可以得到伦敦犹太人布道会医生的免费治疗，这吸引了一些犹太人改宗。
沙夫茨伯里沉思着说道：“我会因锡安有一个都城而高兴，因耶路撒冷有一个教堂而高兴，因希伯来民族有一个国王而高兴。”一夜之间，耶路撒冷便从一个被居住在俗丽宫廷中的龌龊帕夏统治的阴暗废墟，转变成一个有众多佩有金色饰带和珠宝的显贵人物出入的城市。自13世纪以来，耶路撒冷就没有一个拉丁主教，而东正教的主教则长期住在伊斯坦布尔，不过现在，法国人和俄国人开始着手帮助他们重返耶路撒冷。但是，代表着帝国雄心的正是那七个趾高气扬的、官位较次的欧洲领事，他们完全无法掩饰自己目空一切的自大。在高大威猛的保镖——也就是穿着鲜亮的深红色制服，配着军刀和厚实的金色指挥棒，重重敲击路边的鹅卵石在街道上清场的领事馆警卫员——的护送下，这些领事庄严地穿过市区，迫切想凭借任何托辞将他们的意志强加到那些备感烦恼的奥斯曼总督身上。奥斯曼帝国的士兵甚至要在这些领事们的孩子面前起立。自命不凡的奥地利和萨丁尼亚领事要更傲慢些，因为他们的君主声称要成为耶路撒冷的国王。不过没有哪个人比英国和法国的领事更傲慢或更小气。
1845年，詹姆斯·芬恩（James Finn）接替了杨的位子。芬恩在将近二十年时光内几乎和奥斯曼帝国总督的权力一样大，但是道貌岸然的干涉者触怒了英国贵族和奥斯曼帕夏，甚至惹毛了各国的每一个外交使节。他无视来自伦敦方面的命令，为俄国犹太人提供英国方面的保护，但是却从未停止让犹太人改宗的努力。当土耳其人允许外国人购买土地时，芬恩便在塔尔比赫（Talbieh）购买并开发了一块农场，随后又在亚伯拉罕葡萄园开发了另一块土地，这些都是在切尔滕纳姆的库克女士的资金援助以及一群致力于英国福音事业的女士的帮助下完成的，芬恩此举的目的是通过教授犹太人体验诚实劳动的乐趣，让更多犹太人改变宗教信仰。
芬恩将自己视为帝国总督、圣洁的传教士以及地产大亨的混合体，他肆无忌惮地花着大量来源可疑的钱，还大肆购置土地和房产。他和他的妻子（另一个狂热的福音派人士）还学会了流利的希伯来语和被广泛使用的拉迪诺语。虽然他们积极地保护那些在耶路撒冷受到残酷压迫的犹太人，但他带有强迫性的传教使命仍激起了犹太人的暴力抵抗。在芬恩成功地让一个名为门德尔·迪格尼斯的男孩改宗后，“犹太人翻过阳台，制造了巨大的骚乱”。芬恩称犹太拉比是“狂热分子”，不过，在英国，极富权势的蒙蒂菲奥里在听说犹太人深陷困扰后，派了一个犹太医生带着药品来到耶路撒冷与伦敦犹太人布道会打擂台，这个医生转而在耶路撒冷犹太区的边缘地带建立了一座医院。
1847年，一个阿拉伯基督徒男孩攻击了一个犹太少年，因为该犹太少年向身后扔小石头时擦伤了这个阿拉伯男孩的脚。希腊东正教社团这个从传统意义上来说最反犹的团体，在穆斯林穆夫提和法官的支持下，迅速作出反应，指控犹太人是在设法获取基督徒的鲜血用来烘烤逾越节饼干：血祭诽谤以前曾在耶路撒冷出现过，不过大马士革事件之后蒙蒂菲奥里说服苏丹颁布的关于血祭诽谤的禁令被证明是起决定作用的。
与此同时，有一个人加入到了外国领事的队伍，这个人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寻常的外交官。正在拜访耶路撒冷的英国作家、《名利场》的作者威廉·萨克雷说：“我怀疑有哪个政府会接受或任命这样一个古怪的人担任大使。”
美国领事沃德·克雷森：美国的神圣异邦人
1844年10月4日，沃德·克雷森（Warder Cresson）作为美国驻叙利亚和耶路撒冷总领事抵达耶路撒冷。他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份工作，是因为他确信基督再临的时间应该是1847年。克雷森将他那些欧洲同事们所具有的傲慢性发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在耶路撒冷策马奔驰，掀起一片尘土，周围簇拥着“一小群美国军队”，该军队就像沃尔特·司各特小说中的“骑士和游侠队伍”——“一队武装起来的、浑身上下闪闪发光的骑兵被一个阿拉伯人带领着，后面跟着两个土耳其士兵，士兵的银色狼牙棒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
在与帕夏的会晤中，克雷森解释说他来是为了即将到来的天启以及犹太人的回归。作为一个费城的庄园主、富裕的贵格会教徒的儿子，克雷森在二十多年里不断地从一个启示性的教派转到另一个，在写完他的第一个宣言《耶路撒冷，全世界快乐的中心》并抛弃了他的妻子和六个孩子后，克雷森说服国务卿约翰·卡尔霍恩（John Calhoun）任命他为领事：“我抛弃了世上所有对我来说与我贴近、被我珍视的东西来追求真理。”美国总统约翰·泰勒很快便从他的外交官那里得知，他的第一任耶路撒冷领事是一个“宗教狂人和疯子”，但是，这时克雷森已经在耶路撒冷了。他在其关于天启的观点上并不孤独，因为他是那个时代的美国人。
美国宪法是世俗宪法，非常谨慎，并没有提起基督，也主张政教分离，但是在国玺中，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和本杰明·富兰克林描述了以色列的孩子们是怎样在云和火的指引下前往应许之地的，克雷森本人就是被云和火吸引着前往耶路撒冷的许多美国人的典型代表。实际上，政教分离释放了美国人的信仰，使许多新教派与千禧年预言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崛起。
早期美国人继承了英国清教徒那种学习希伯来语言和文化的热情，他们曾享受了一段宗教愉悦的大觉醒。到19世纪上半叶，边疆地区的福音力量又推动了第二次觉醒。1776年时，有大约百分之十的美国人经常去教堂；1815年，经常去教堂的美国人比例是四分之一；到了1914年，这个比例上升为一半。他们充满热情的新教主义从特性上来说是美国式的：刚强，活跃，爱虚张声势。其核心就是，相信一个人可以通过行善事和感受诚挚的喜悦来拯救自己，并加速基督的再临。在上帝的祝福下，美国本身就是一个伪装成国家样子的传道团，就像沙夫茨伯里和英国福音派教徒眼中的英帝国那样。
在偏僻的矿业小镇的木制小教堂里，在无边无际的大草原的农场里，在闪闪发光的工业城市里，传教士们在美洲这个新的应许之地逐字援引着《圣经·旧约》的启示。后来成为耶路撒冷《圣经》考古学奠基人的福音派学者、爱德华·罗宾逊博士（Dr Edard Robinson）这样写道：“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比美国人更懂《圣经》。”首批美国传教士们相信本土美国人就是以色列失落的部落的后代，而每个基督徒都必须在耶路撒冷行善事，帮助犹太人回归圣地。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曾写道：“我真的希望犹太人能够重新在犹地亚拥有一个独立的国家。”1819年，两个年轻的波士顿传教士准备将此理念付诸行动，列维·帕森斯（Levi Parsons）在波士顿布道时说：“每只眼睛都盯着耶路撒冷，实际上，它是世界的中心。”而当普林尼·菲斯克（Pliny Fisk）宣布“我在精神上和耶路撒冷同在”时，他们的会众都禁不住哭泣起来。这两个人都来到了耶路撒冷，后来又都早逝于此，但这并没有妨碍其他人继续前进的步伐，因为他们就像美国传教士威廉·汤姆森（William Thomson）那样坚持认为：“耶路撒冷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共同财富。”汤姆森的妻子在1834年耶路撒冷暴动期间去世。
克雷森正好赶上了这股来势汹汹的预言浪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