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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作奇向我介绍了狱中的情况。他本人是横山人，榆林六中即将毕业的学生。他说陕北大部分县的地下党、团组织，由于叛徒出卖而遭到破坏。假装疯子的张资平被判刑七年。朱有康、朱天明、李惠友等还未定刑期。他还介绍了牢房中的学习、生活情况，以及对敌斗争的经验。
监狱当局把定了刑的政治犯编进“磨面组”、“修建组”、“针织组”中从事繁重的劳动，全部成果都被监狱当局攫取。
杜鸿章、冯锦江等在“磨面组”，所有磨出的面粉都被看守、狱卒掠走，以倒手赚钱。我们却只能用剩下的麸皮和掺沙子的小米搅在一起充饥。政治犯大都是一些营养极差的年青人，每天要从凌晨一直干到夜半。为了给难友们多赚些麸皮以换取粗粮改善生活，他们硬是撑着虚弱疲惫的身子骨拼命。当大家吃着用血汗换来的饭时，泪水只有在心中流。
窦绍庭、胡毅民、何佩章等在“修建组”。敌人一般是把刑期短的将要释放的政治犯分在该组。其劳动强度比磨面组更甚，两手几乎每天都是血淋淋的。为防止他们逃跑，收工比其他组早。该组同志可利用各种渠道从外边买回《上郡日报》、《大公报》、《中央日报》和一些进步杂志供大家阅读，从中可以了解形势，便于狱中党组织制定适宜的斗争策略。
“针织组”是由刑期比较长的要犯组成。当时有张资平、石作奇等，我也在这个组里。我们必须先把驼毛、羊毛洗净、晒干，再纺细线，织成毛背心、毛衣、毛裤等。往往要费4、5天才能织成的衣裤，敌人只付给一、二角极其微薄的报酬。这里的工作时间最长，条件最差。我们所创造的财富都中饱了吸血鬼的私囊。
未定刑期的政治犯要戴7斤半制的重镣，它所有的边缘锋利如刀，一动就会割破皮肉。一天只放两次风，起床后倒便桶算一次，下午一次。时间虽然很短促，却成了十分难得的享受。
狱中党团组织利用各种机会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揭露敌人苛扣口粮以及往小米里拌砂子的恶劣行为，大家以静坐、绝食迫使他们有所收敛。我们提出读书、看报的合法要求，敌人不得不允许买进反动官僚的报纸、书刊。借此机会，张资平给大家讲解马克思主义浅说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还组织大家每周两次讨论国际国内形势。我们向监狱当局要求和“家人”通信并要求允许“亲友”探监。开始他们坚决不接受这些条件，但经不住我们坚持不懈的斗争，终于让了步。虽然必须经过严格检查和监视才能探监，但我们终于和上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1933年寒冬，陕北特委派马文瑞、张达志化装成佳县李某的“亲友”，给狱中的同志送来了80多元的营养费。狱中党组织举行了秘密而隆重的“授礼”仪式。当拿到分给我的两块银元时，和大家一样，我对它十分珍惜！
此外，大家还利用各种机会，交流对敌斗争的经验。狱中的斗争生活和同志们的教诲，使我感到自己就象进了一所革命的大学校，经验更丰富了，信念更坚定了，人也更成熟了。
第三监狱位于榆林城北端，高等法院位于南端，中间相距约5华里。每次审讯的政治犯都要通过榆林城一条街。围观的群众对脚戴重镣、鲜血淋漓的政治犯充满同情，又对他们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崇敬不已。
共产党人就是要向世人表明：我们从事的事业，是崇高的，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人民的幸福我们宁肯把牢底坐穿！
共产党的优秀儿子白明善同志，就是我们的光辉榜样。狱中战友对我讲了他的英雄事迹。
白明善是清涧县高杰村人，1924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是“清涧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先后担任过绥德、米脂等县县委书记以及陕北特委委员、常务委员等职。不幸被井岳秀抓捕，严密关押在第三监狱，又成了狱中党组织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气吞山河的革命气概及舍己为人的高尚品德，博得牢宠中共产党人和有识之士的崇敬与爱戴。敌人对他恨之入骨，怕之要命，用“十指穿签”的刑法，使他的双手长期流脓淌血，还不给治疗。在极恶劣的条件下，他不顾个人安危，坚持给难友们讲解革命道理，做了很多教育、组织工作。敌人万般无奈，于1931年初春将他杀害。行刑当晚，敌人加岗加哨，严密防犯闹事。他牺牲的第二天，狱中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大家绝食请愿，要求向遗体告别，装棺入殓，灵柩要送回他的家乡安葬。敌人害怕事态闹大，只好接受了全部条件。
对白明善的过早牺牲，我深感悲痛。他曾是我在绥德四师念书时最崇敬的历史教师，他具有渊博的学识，很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曾是我得以增长才干并坚定革命信念的良师益友。我一定要继承他未竟之业，革命到底！
●党营救我出狱
军阀井岳秀是陕北的土皇帝，所属八十六师镇守陕北23个县，与土豪劣绅、恶霸地痞及高利贷者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残酷地剥削压迫陕北人民。对于从事武装斗争、在人民群众中有声望、有影响、有才干的共产党员，只要落到他手上，自然坚决镇压，格杀勿论。毕维周、白明善等同志就牺牲在他的魔爪下。对于一些被抓的无证据、无声望又不牵连武装斗争的学生娃或社会关系较硬的政治犯，他假惺惺的“考虑社会影响”，故存在被释放的可能性。如朱有康、朱天明、李惠友、曹力如、王子宜等同志就被释放了。因此我一进第三监狱，党组织就派人教导我如何应付敌人。
我入狱后，每月至少提审两次。法官根据安定县的呈状和军法处的口供反复折腾，妄图寻找破绽，以便定罪。但敌人的审讯始终一无所获，到1934年7月下旬，只好将我的案子转交给高等法院检察官宋继周审理。党组织及时通知我，向法庭提出调原告雷治富、折可达到堂对质。
原来自我入狱后，安定县党组织就一直在设法积极营救。这一次他们派游击队到南沟岔区公所警告折可达、雷治富，若敢到榆林对质，伤害到李先生的性命的话，就要杀他们全家，以偿血债。他俩只好在横山县的亲戚家藏匿起来。其亲戚经我党组织做工作，同意帮助我们，对他们进一步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出不了庭。原告不到堂，给我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我就可以理直气壮的揭露雷治富、折可达诬陷我的罪行。法庭既调不来原告，又无有力的证据，只好对我宣判无罪讨保释放。
不久，安定县党组织要孙礼庭先生写好保状，动员了开明绅士杨如震、侯锡康、齐得功及第一、第二高小的校长和教育界人士等50多人联名具保。党组织派专人将保状送至国民党陕西省高等法院。
8月1日宋继周便通知监狱放人。共患难的同志们、朋友们为我的出狱纷纷表示衷心的祝贺。他们诚挚殷切的期望，激励着我尽快踏上新的革命征程。为了他们以及千千万万穷苦百姓的解放，我将继续斗争！
省立榆林六中党组织得知我出狱的消息后，于当天下午把我接到同乡同学董学源的宿舍。当晚，史丕民、贾学谊、南宗玉、魏丁山等20多名同志，买来榆林城特产一豆腐、粉浆饭、羊肉、酒菜等庆贺我出狱。我们畅谈到天明。
在大家的细心照料下，我的身体恢复的很快。他们陪我游览了镇北台、红石峡、古城滩、榆惠泉等塞外名胜。我们合影留念，并共叙未来的革命前景。与同志们的这一小聚使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
根据党的指示，我终于回到离别一年的家乡，见到日夜思念我的老父、妻子以及侄女冬花、侄子李杰（他后来参加了八路军一二O师，任某团民运干事、营教导员。1945年在集宁战斗中牺牲，追认为烈士）。大哥李宗元随我到榆林后，先是卖菜为生，以便关照我。后见我出狱无望，以为参加国民党军队或许对我有帮助，就加入了井岳秀在吴堡县的部队。我回到家时，他还在该部。1934年10月，他知我已出狱当了红军，时他身为班长，准备起义，被告密处死。大哥为我的无私付出，令我终生愧疚。
我到家的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