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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们是在戏台正面把我带到这儿来的，我穿的可是白色衣服。”雷治富、折可达即刻派人到戏场里想找到我穿的黑衣服，它却早被同志们安全处理了。。电子书下载
敌人只得严刑逼供。他们用细麻绳把我双腕反绑起来，背后压上几十斤重的大石头，吊到半空。细麻绳深深地勒进皮肉，肩膀脱臼，两眼直冒火星。敌人几次用冷水把我从昏迷中浇醒，“你要再不招就用火棍、火链、火铣对付你！”
“我是公开被聘用的教书先生，你们身为执法的区长和团总，居然敢肆意对堂堂教员施以酷刑！”忽然一阵喧哗声传来，原来贺秉章、薛振昌等发动了上百名群众包围了区公所，并派出代表交涉释放我。慑于群众威力，敌人停止了严刑拷打，但把我仍然拘留在区公所。
翌晨，正要把我押解到安定县政府审理时，密探黄盆子报告，强世清、史法直的游击队准备劫走李先生；他们埋伏在安定县石窑湾、红石峁一带山路上。敌人立即改道由南沟岔经玉家湾、瓦窑堡到安定县，提前派出团丁通知玉家湾的民团协助，并命令瓦窑堡驻军张建南派士兵沿途协同押送。游击队劫我的计划落了空。当晚我被押到安定县死囚牢里，敌人连夜进行了审讯。
反动县长不由分说，用麻绳将我两臂捆紧，推我跪在锐利的碎石上，脚腕下垫上两块砖，两腿肚子上压着一根两米长、碗口粗的杠子，左右各站着两个刽子手，不断用脚踩这根大木杠子，酷刑从晚上9时一直到次日清晨。多次昏迷过去的我，醒来时已是遍体鳞伤，动弹不得。但我仍坚持自己是无辜的。敌人用刑失败后，给我戴上一副七斤半重的脚镣和手铐，投入死囚牢里。映入眼帘的是些蓬头垢面、衣不掩体的难友。他们了解情况后，对于我这么年轻也被提审，还受到如此酷刑愤怒不平。他们小心地照顾我，把我抬到仅有的麦秸铺上，喂水喂饭，按摩护理。难友们心连心，使我得到安慰和鼓舞。
反动派的暴戾更加坚定了我斗争到底的信念。想到自己是党的人，任何时候都要有气节，尽管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仍奋力唱起高亢的秦腔，多日愁眉不展的难友也活跃起来。我对大家说：“对这帮杀人不眨眼，嗜血成性的刽子手，丝毫不能软弱，只要你不怕死，他们就没一点招。活着就要有骨气，死，也要站着死！”没想到关在隔壁的正是薛毓瑞，敌人关押他是为了索回由他负责而欠交的粮款。他听见我唱秦腔，也听见我做宣传，拍着墙壁和我联络，还表扬我：“真行！”我说：“没有这点气魄，算不上英雄好汉，老薛，你放心，我决不会丢脸。万一我出事，学校的事你一定要担起来。请多多保重。”
当难友们知道隔壁是原北二区区长薛毓瑞时，认识他的人说：“他可是大好人，常把摊派给百姓的粮款、税款顶着不交。不仅不收穷人的租粮，还用自己家的存粮接济穷人。这样好的人也被关起来，真是老天瞎了眼。”“哪里有什么老天？法令由他们定，苛捐杂税任他们收，百姓随他们欺。他们靠我们的血肉花天酒地，奢侈挥霍。我们不能怨天怨地，更不能怨父母和自己的命。只有想法自己救自己。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去努力争取，总有一天会成为天下的主人。”难友们纷纷点头称是。
趁看守不注意的时候，我就给难友们讲《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讲帝国主义侵华史；还讲农民起义、红军战斗的故事以及浅显的革命道理。难友们对我更加信赖，对我更加无微不至的照顾，大家的心连得更紧了。
6月10日晚，刽子手再次把我拖进公堂，剥去衣服，让我跪在烧红的铁链上，用香头在我的前胸后背上烧灼，并用点燃的烟头烧我的下身。我紧咬牙关，一声不哼。
回到牢房，大伙儿见我又被折磨的体无完肤，全都热泪盈眶。他们用凉毛巾敷在烧伤的地方，想减轻我的痛苦。我说：“不要伤心，敌人就是剥了我的皮，抽了我的筋，也夺不去我的心！他们从我这儿只能得到蔑视和仇恨。”
“好样的，真是少年英雄！”不久，伤口化脓淌血，气味难闻。大家争先恐后地把自己已破烂不堪的衣衫撕碎，为我擦拭。胜过手足的情谊永远铭刻在我心中。
敌人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强迫挚爱我的老母亲来“劝降”，妄图软化我的意志。正直、善良、操劳了一生还不得安宁的母亲，见到最疼爱的幼子伤痕累累，血肉模糊，便昏厥过去。当她刚苏醒就深情地说：“我不懂他们说你是革命党的那些话，我只知道你是我的好儿子，你争气，有出息。不管他们怎样陷害你，都千万不能连累好人，不能让别人也象咱们这样惨！”深深感念慈母的养育之恩，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在敌人面前哼也不哼一声的我，此时放声大哭：“娘，儿子很可能无法孝敬您老人家了，您就当把我也送了人。请您千万要保重呀！”难友们听了声泪俱下，就连平时恶狠狠的看守，也禁不住抽泣两声。母亲将我身上已成碎布条的血衣颤巍巍地脱下来，滴滴热泪落在我伤残的肌肤上。从我被捕起，她就日夜流泪，不吃不喝，这次又走了30华里路，亲眼见到她心爱的儿子被折磨得惨不忍睹，操劳一辈子、坚强无比的她，却经不住如此致命的打击，回家后就卧床不起，四五天后，便与世长辞了。
全家生活的重担落在了我大嫂身上。她是严格遵奉三从四德、从不抛头露面的弱女子，这狂风暴雨般的袭击也摧垮了她，没过一个月也去世了。大哥的4个孤男幼女又接着死去两子，好端端的10口之家，霎时只剩下60岁的老父、大哥及其一儿一女，还有我那善良的妻子侯瑞云，怎不令人心碎、令人悲愤！
●押我去榆林的六个日日夜夜
我被捕后，党千方百计的营救我。一方面把我所遭受的惨无人道的“待遇”公诸于众；一方面发动全县教育界人士联名上书，愤怒指责官方的暴行，强烈要求释放我。敌人认为我是他们破获安定县地下党组织的关键人物，不能轻易释放；但又怕事态闹大，无法向主子交待。于是采取了“一箭双雕”的做法，即迫使安定县将我的案子呈送陕西省军法会审处。如此既可继续审讯，又可缓和群众义愤。7月30日，敌张建南的一个连把我从安定县城向榆林军法处押解。
31日经瓦窑堡河东村时，父老乡亲为我送行。我的老父、我那时刻担惊受怕的妻子以及大哥和侄儿、侄女等亲友们，眼看着身受重伤的我将拖着沉重的手铐脚镣远行，且前途险恶，个个悲痛欲绝。押送我的人，前面一个排30余人开道，左右两个排手持上好了刺刀的钢枪，挡住两边前来送行的群众。我面带笑容抬起上了镣铐的双手以示敬意，我对老父说：“我是没有罪的！您老人家不要过份伤心。大哥及侄儿和乡亲们会照顾您的。我决不会给您和乡亲们丢脸。您应该为我骄傲才对，千万保重！”我步履蹒跚，然而坚定的向前走去。
1933年8月1日，经过90华里的艰苦跋涉，好不容易到了清涧县城。我被押在看守所的死囚牢。敌人加岗加哨，戒备森严，连我大哥李宗元送水送饭都不许。大哥是老父执意派来照顾我的。伤痛、劳累、饥渴加之跳蚤、臭虫，折磨得我彻夜未眠。
天亮要启程时，我根本上不了路。敌连长暴跳如雷，找狱卒询问，才知看守长不准外人与我这个“要犯”会面，也不许送东西，严防走漏消息，免得在通过九里山和一步墕山路时惹下麻烦。但敌连长怕夜长梦多，急着赶路，他们为此争吵不休。我乘机对他们说：我的伤口溃烂，又不准吃不准喝，还被臭虫、跳蚤叮了一夜，我寸步难行。你们要杀就干脆在清涧县城里杀了我！敌连长见我确实行动艰难，强逼着走下去，有个三长两短，难逃其咎；更没有随便处决我的权利，还必须将我押到榆林。走又走不了，不走又不行，骑虎难下的局面令他火冒三丈，当即向看守长和狱卒们动起武来。衙门内外，棍棒横飞，乱成一团。群众越聚越多，我利用这个机会，向围观者揭露监牢里种种黑暗罪行。被打得头破血流的看守长和狱卒招架不住，只好跪在我面前求饶。
我利用他们的内部矛盾提出：启程可以，但要有条件：第一，每到住宿地，不许另加刑具，要能吃好睡好；第二，经过村镇时，要停留休息；第三，昨日整天汤水未沾，今天要吃饱了才能走；溃烂的伤口要敷药治疗；第四，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