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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上海正处于百废待兴、各项事业都急待建设的时期。陈毅对驻沪所有部队要求非常严格，绝不容许多占一寸民用土地。可他对高射炮兵学校的筹建工作却非常支持。他的关怀极大的鼓舞了全校同志的建校热情。使我们更坚定了不向上级伸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决心。
不久，我随同肖克等到南京军事学院参观，并聆听了刘伯承院长关于办军事学院的精辟见解。他在同我们谈话时说，现在仗打得少了，就要抓人才，办学校，培养干部。想办好学，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要有好的教员，师不高、弟子拙。就像办医院，没有高明的医生是不行的。其次，要有坚强有力的领导。他还说，防空部队的建设是彭总根据朝鲜作战经验提出的。我们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要求防空部队迅速壮大起来。通过办学校来培养专业干部是个好办法，军委决定是英明的，希望你们尽快把这所学校办好。
为了迎接新的挑战，使自己的生命为国为民更加赤诚的燃烧，我将用了几十年的名字“李宗贵”改为“李赤然”。
02。学校的组织建设
根据军委7月21日电令，原第一野战军第四军直属机关2600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防空学校的大部分机构及其400余名人员；沈阳高射炮学校20多名干部教员；准备作为教员培养的120多名各校毕业学员；上海曹家花园军委防司高炮技术教训大队10多人和军委防司分配的10多名干部将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高射炮兵学校”。原步兵第四军副军长孙超群任校长，原第四军副政委李赤然任政委。
该校的任务是：培养与训练防空部队的战炮、指挥、观测排长和火炮观测技师及连队政工干部，使其成为政治品质优良，能保持与发扬我军光荣传统，精通各种条令、条例及熟悉本职业务知识和技能的德才兼备的军官。学校党、政、后勤、卫生工作由华东军区负责，教学工作由军委防司负责，干部与学员调配由军委统一筹划。
1952年9月，军委主席毛泽东签发了任命我为高射炮兵学校政委的命令。10月1日，在上海江湾五角场庆祝国庆三周年暨学校成立大会上，校长孙超群宣读了军委组建高射炮兵学校的命令。我作了合编报告。从此，一所专门培养高炮人才的学校诞生了。
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新学校的机构建设，其核心问题是干部的合理使用。要从不同的单位抽调大批人员并编制出有效机构，就必须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必须坚持正确的干部政策。
首先按照军委防空部队党委《关于第四军军直及第三防校机构人员之调配计划》的要求，需要把第四军军直、第三防校和军委防司的机构人员分编出来。我们从四军军部调出通讯营的200人，教导队的100人，去南昌防校；又调出干部战士60多人去军委防司；从第三防校调出训练处和6个学员中队，共计约150人去南昌防校；另调8名干部到军委防司。总计调出干部、战士500多人。
第二步进行“合编”，就是把原四军军部和第三防校各自的机构撤消，按军委防空部队党委所拟的高炮学校编组计划，建立起学校机构。把所有人员基本上归口编配到各机构中去，同时指定各级负责人。人员各就其位，思想趋于稳定。
在合编的基础上，我们根据军委防司颁发的《高射炮兵学校编制草案》进行整编。对某些机构和少量人员作了调整。按照编制建立了各级机构，基本上配齐了干部，并召开了排以上干部大会，正式宣布了全校编制和干部名单。
学校下设训练部、政治部、干部部、物资保证部、技术部和队列处；3个学员大队下分8个中队，1个高级班（有3个中队）和1个练习团，该团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处和2个炮营1个干部连。
杨易风任训练部部长，李振华任副部长。训练部设教务科、教材科、战术科、射击科、兵器系、观察系、雷达系、政治文化系、军事教育系和体育系。
政治部主任由李赤然兼任，骆柯良任第一副主任，张尚义任副主任。政治部下设组织科、干部科、宣传科、保卫科、青年科和俱乐部。
物资保证部由杨振东任部长，该部下设财务科、军需科、给养科、营房管理科、卫生科和运输连。
技术部由温亮忠任部长，下设修理所和3个仓库。
干部部长霍源丰兼管子弟学校和家属，这些均为非编单位。队列处由牛占彪任处长，该处下辖警通连、保密室和招待所，招待所亦非编单位。
在炮校机构的组建过程中，可以说正确使用干部是个关键，也是办好学校的前提。该校人员来自5个单位，情况比较复杂，有工农干部、知识分子、老红军，也有解放战争时期的自民党起义人员。我们牢牢把握住“德才兼备”的用人原则，坚持“五湖四海”，不搞任人唯亲，对每个干部的使用，都经认真酝酿和慎重考虑。比如：在训练部部长人选上，经反复比较和研究，认为沈阳炮校的杨易风虽然在国民党炮校学习过，可也担任过我民主政府县长。他学的是高炮专业，有办学经验。而另一位人选姚知一虽各方面条件比杨都好，但不懂专业，最后还是决定杨为训练部部长，以发挥其所长。实践证明，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
由于坚持了正确的干部政策，使整个机构组建工作进行得迅速而圆满。全校几千名来自四面八方的干部、战士和职工，决心为办好高炮学校而团结奋斗。
进行组织建设的同时，还把营区建设列入日程，动员组织全校干部、战士、学员掀起劳动建校的热潮。3个多月中，共计投入劳动力8万多人次，清除杂草3万多平方米，修排水沟1000多平方米，平整道路5000多平方米，修整运动场和炮场20多万平方米，打井70多口，植树7000多株。往日荒草丛生，垃圾如山，废弃了多年的侵沪日军旧营地焕然一新。居住在学校附近的群众以及复旦、同济大学的教授们，惊喜地赞不绝口。全校涌现出一大批建校劳动的先进人物，其中4名同志荣立二等功，100多名同志荣立三等功。
学校机构的组建工作，从9月下旬开始至10月底顺利完成。为学校教学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2年11月，防空部队副司令部员谭家述在庄严隆重的授旗仪式上向我校授予军级军旗。
1952年12月，高炮学校党委会经军委防空部队党委讨论通过并报总政批准，正式行使权利。校党委会由孙超群、杨易风、骆柯良、张尚义、杨振东、霍源丰、李红先、牛占彪、张思聪、魏建明和我共11人组成。经我再三推辞由孙超群任书记，我任副书记（1954年4月改由我任书记）。炮校党委会的成立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有力的推动了建校的各项工作。
03。尊师重教
学校工作中教员、知识分子是主要支柱。正如刘伯承所说：这是办好学校的重要条件之一。他们处于教学第一线，其他工作都应围绕教学工作进行。
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对于那些来自硝烟弥漫的，来自山南海北的军队同志，可并不简单。特别是一些身经百战，久经沙场的指挥员、战斗员，现在要他们全力支持那些入伍没几天甚至从未参加过战斗的知识分子的工作，思想一下转不过弯子。学校里当时流传着顺口溜：“金教员、银学员、废钢烂铁工作员（指其他工作人员）”，就反映了一部分同志的思想情绪。
对此，我们召开了各种会议，通过耐心谈话，反复说明：现在的“战场”已经不需要枪炮弹药，只需要知识，需要专家。现在是教师身处前线，你们负责后方保证。前方后方协同努力，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革命工作从来没有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老革命，老战士，应该如在战场上一样，坚决服从党的需要。在说服教育的同时，我们对于错误的认识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了它对学校建设的危害性。我们要求各级领导都要尊重教员的工作。还号召工农干部努力学习科学文化，跟上时代的步伐。从此，学校各级机关越来越主动为教员解决生活、家庭等方面的困难，为他们创造了良好的工作条件。
另一方面，对教员、知识分子也提出严格的要求，希望他们虚心向工农干部学习，特别要学习这些老战士为革命不怕牺牲、不畏艰险、大公无私的高尚品质。我们对于教员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也从不姑息迁就。凡学校要求学员做到的，更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