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彭德怀同志指挥下，我西北野战军在攻打数日后于1948年4月26日22时许攻克宝鸡重镇，守敌整编第78师中将师长徐宝炸伤被俘，于翌日因伤重而亡，我军缴获了这一重要补给基地的全部物资。
西府战役的发动大大震撼了延安及洛川守敌，4月21日凌晨，延安守敌整编第17师弃城南逃，23日退到洛川，25日又会同洛川守敌整编第61旅等部及地方武装并眷属共约三万人，继续沿洛（川）白（水）公路溃逃。
我革命圣地延安在被敌占领一年一个月又三天后，于4月21日被我延属分区收复，洛川亦于25日被我三纵队解放，正如彭德怀同志所料，延安、洛川守敌“不战自退”。
我西北野战军胜利进军西府，摧毁了国民党宝鸡补给基地，收复了延安、解放了洛川，巩固了后方和黄龙新解放区。
为了有步骤有计划地实施既定目标：粉碎敌人夹击企图，抢运宝鸡大量军事物资，然后北上麟游山区建立根据地。彭德怀决定争取时间，使主力稍加休整，寻机再歼灭胡宗南三、四个旅及青马整编第八十二师一个旅。而实现这一战略意图的关键在于：由扶风到凤翔间对敌裴昌会兵团的抗击。彭德怀同志命令王世泰、张仲良指挥的第四纵队去完成这个极为重要的任务。
根据原作战计划，王世泰、张仲良应指挥四纵队以一旅、三旅在陇海路正面即武功一线抗击西安胡宗南部；骑六师部署在西兰公路的乾县、武则天陵，主要任务是保护四纵主力的左侧安全。
战斗打响后我师姚绍文副参谋长和第一团团长张亚雄在乾陵阵地粉碎敌人数次攻击，一直坚持到黄昏。我师部与四纵队进行了无数次空中联系均无效，却只听到炮声由我师右前方逐渐转移到右后方，由密集到无声。我感到情况有异，立即召集杨拯民、张涛、师源研究新情况和对策。他们认为大兵团作战不该有异，我提出前沿部队若发现新情况，有责任随时报告统帅部。我师与纵队联系不上，应报野战军总部请示下一步行动。而我们自己必须做好应急准备，以防真有变化。
大家认为有道理，于是部队凌晨2时吃毕早饭，拂晓过西兰公路，强渡泾河，向小关中转移集结并呼叫总部电台，以期联系。但仍无结果。此时六纵队政委徐立清气喘吁吁来到师部，说敌骑兵马继援部袭击了正在休整的六纵队，敌正由西向东袭来。幸亏我师做了应急准备，能从容占领西兰公路要冲，扼守住了两侧制高点，使敌先头部队受阻，他们疑有伏兵而后撤，从而保证部队的安全撤退。
第二天黄昏我们赶到转角集结地，我们与纵队和总部仍然联系不上，只好根据炮声、枪声来判断情况。当听到甘肃省宁县、正宁方面枪炮声隆隆时，我毫不迟疑的命令李全图营长率领全营指战员跳过早胜附近一条沟，占领对面沟阵地，筑好野战工事，准备抗击任何方面过来的敌军。恰好彭德怀、阎揆要、张文舟、王政柱等指挥部机关人员撤退过来，敌骑兵正尾追他们，不料进到李营长所构筑的阵地附近，被我突然而猛烈的火力迅速击溃，夺路而逃。从而保证了总部的安全。
彭总对骑六师能在危急关头接应总部给了很高的评价。他特别赞赏一个起义部队能据枪炮声判断情况，并能自觉以枪声为令、毫不犹豫冲人险境，实在难能可贵。当我们用馍、土豆丝、炒鸡蛋、稀饭招待彭总等人后，他特别高兴：你们用简单的饭菜招待我们，真是太好了，这样我才吃得饱，睡得好。艰苦朴素的作风可要坚持下去啊。我熟知彭总对奢侈浪费深恶痛绝。
●新式整军
总部于1948年5月26日至6月1日在洛川县土基镇召开了旅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第二次扩大会议，总结春季攻势，重点是总结西府战役经验教训。并进行“诉苦”、“三查”，即“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新式整军。与会者有彭德怀（司令员兼政委）、贺龙（副司令员）、习勋仲（副政委）、甘泗淇（政治部主任）、张文舟（参谋长）等领导及野战军师以上干部；四纵队王世泰、张仲良、高锦纯、左爱、黄罗斌（缺席）、高维嵩、李宗贵、杨拯民和一纵、三纵、六纵师以上干部共80余人。
西府战役的战略意图是十分明确的，而实现彭德怀战略意图的重要关键是我军在扶风至风翔之问对敌裴昌会兵团的抗击。西北野战军阻援部队共3个旅，要抗击裴的4个整编师显然兵力不足，但若坚决抗击，给西进之敌以杀伤和消耗，就可以为我军争取时间，迟滞敌人进攻，从而实现我军整体战略目标。
但是担任这一关键阻击任务的第四纵队司令员却违背最基本的军事常识，未经请示报告，又不通知正在抗击敌军的友邻部队，不顾战局擅自将其指挥的第十旅、十一旅从杏林镇我军阵地撤走，把在乾陵抗击敌军的骑六师弃置于敌阵地中，使其处于孤立无援之地。并使友军独立第六旅十八团三面受敌，苦战至晚，才摆脱敌军，向西转移。
更为严重的是，他们的错误做法，造成敌人沿武功到凤翔大道长驱直人之势，使战场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从而丧失了我军在战场上的主动权。27日下午敌援军到岐山、扶风间之益店，28日敌突然逼近凤翔，我主力陷入了背水侧敌的境地。这一突发的变化使我军处于敌军的围攻之中。而彭德怀同志的前敌指挥部被敌人重兵包围，我军各部队间的联系也被敌人破坏，前敌部指挥部的号令根本无法向所在部队下达，形势十分危急，彭德怀同志临危不惧，指挥若定，以一个军事家的胆略当机立断，决定撤出宝鸡，向北转移，收复陇东，粉碎敌人围歼我主力的阴谋。
在几近和敌人的肉搏战中，彭德怀同志冒着炮火，亲自指挥战斗。4月28日我撤出宝鸡，经过十数日的艰苦鏖战于5月12日我西北野战军终于突出重围，转移到关中马栏、转角等地，摆脱了胡、马夹击的被动局面，但我军也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大量物资丢失，西北野战军在西府战役中共计减员“1。49万人，其中伤亡6566人，失散、被俘、逃亡等8407人（后归队2500余人）”，“未能完成建立麟游山、陇山根据地及收复陇东的任务”（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第146页）。
如此沉痛的教训，本该使某些人清醒。造成这次战役失利的主要责任者进行了3次检讨，都是避重就轻，不敢正视现实。将擅自撤走十旅、十一旅的责任或者推到下面或者轻描淡写的表示一下自责。最后一次检讨才稍微提到因“没有大兵团作战经验”造成错误。彭德怀曾批评他拉山头，搞宗派，丧失斗志等。
四纵其他领导，有的也认识到自己斗志不强、学习不够，始终停滞在游击战的水平上，缺少大兵团作战的经验。这实际上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不顾整体的安危，因而造成很大损失。
与会者对四纵队主要领导人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特别是擅自撤走狙击部队所造成的严重恶果，要求提交军事法庭审判。应该说这个要求并不过份。且不论这些人的品德、胆量、学识如何，仅由于人为的撤退而致原本可以取胜的战斗失利，就应该将其推上审判台。
会议进行了七天，彭德怀最后作了《春季攻势总结》的报告。关于西府战斗失利，他作了自我检讨：我对敌人的分析、认识不够，他们内部虽有矛盾，但在反共上是一致的，因而在必要时，他们会联合对付我们。而这次战斗中，我们自己却没有做到协同一致。另外，对于四纵，我只看到他们是老红军、战斗力很强的一面，却忽略了对指挥员的具体分析。某些干部思想上存在着山头主义、作风上不过硬等问题，我也没有及时解决，还把非常重要的任务交给没有大兵团作战经验的指挥员担任。总之，我有用人不妥的责任。
土基会议后，王世泰、高锦纯、黄罗斌等人被撤销了职务，由张达志、孙超群、贺吉祥、郭炳坤、李宗贵等接替。但是事隔不久，被撤职的四纵队个别领导人反而官升一级，成为兵团的领导，其实这种反常现象，答案并不难找。
几十年过去了，彭德怀同志在西府战役中运筹帷幄、英明决断、处乱不惊、力挽危局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失利后所表现的坦荡磊落、忍辱负重的伟大无产阶级军事家、政治家、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却不见经传，特别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这样重要的军史资料中也被有意或无意的遗漏了。对历史的评价，常因各种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