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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权本来是在我军手中，但是指挥员没有分析当时这些主、客观条件，一味想硬拼消灭敌人。结果发起冲锋后，道路又陡又滑，影响了我军展开的速度。敌人则立即发挥了火力优势，将我军压在半山坡上，进退两难。敌军又发起攻击，我军建制被打乱，指挥员失去了作用，首尾难接，战士只得各自为战，奋力抗击敌人，设法夺路冲出重围。
当我们突围快到山畔时，我受伤的膝关节在冰雪道路上突然脱臼，不慎滑进天窖，跌落到距洞口约20米深处，动弹不得。既担心部队安危，又焦虑如何脱险，另之钻心的疼痛，我失去了知觉。
昏迷中仿佛听到有人在呼唤我的名字，我立即惊醒过来大喊：“我在天窖里！”不多时即被援救的同志吊出天窖。
抬回团部后，大家都来慰问，有的端水送饭，有的熬药治伤，此时我才知道，当我失踪后，贺晋年、马佩勋、路文昌等决定：无论如何要找到李宗贵！
●两次成功
失利的战斗，并没有使我们沮丧气馁，大家总结教训，以利再战。指战员们一致要求到苏区外围去打击敌人。
团领导详尽地分析了敌我情况，确定了战略方针。部队（‘文’）立即从安定（‘人’）北区（‘书’）的玉家湾（‘屋’）出发，途经吴家寨子，蒿皮子沟，直奔延川县清平川、王家圪凸一带，相机消灭在这一地区称霸但还没有跟红军打过交道的反动民团。
他们果然中了我方的诱敌之策，尾随而来。双方交战之处是南北走向的一条川道，东西两面是山，川道中间有条深不过膝宽不过丈的小河，河对面是一座小山峁，这个地形对我方十分有利。红一团主力埋伏在东西两山的山腰和山神庙周围的隐蔽处；九支队埋伏在东山的背后；我带领一些作战机智勇敢的共产党员及连排干部作为突击队；其余编为第二梯队。我们严阵以待。
延川县民团有300余人，自恃人多，又没有吃过什么大亏，大摇大摆的走进伏击圈。听到贺晋年一声令下，指战员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下东西两面山坡，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嗥嗥叫着向东山上溃退。早已埋伏在那儿的九支队，从山背后冲出，截断了敌人的退路，把他们挤到狭窄的山沟里。不到1个小时，全歼了这股民团。活捉了团总刘广汉和分团总高明锦，俘敌2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200余支。我们换上了步枪，补充兵员，并拿出一部分枪枝武装了当地的赤卫队和游击队。当晚我们在永坪镇处决了做恶多端、民愤极大的恶霸刘广汉。
这一仗打掉了延川县绝大部分地主反动武装，为后来红二十六军到陕北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不久，郭洪涛等人代表陕北特委到了安定北区的冯家梢（囤），召开了有贺晋年、马佩勋、路文昌、我、薛毓瑞等红一团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会议总结了前阶段工作和作战经验，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郭洪涛指出，国民党不甘心失败，已调动高桂滋的八十四师到陕北，部署对我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他要我们做好迎接红二十六军来陕北的准备工作。红一团将接受新的任务。
在此其间，敌人又向陕北苏区发动了新的“围剿”。据守在北线之敌高桂滋部，志在消灭其心腹之患红一团。他们进军瓦窑堡后，立即派出1个加强连占领南沟岔，企图将红一团逼到人烟稀少的冯家梢墕杨道峁一带的山梁上面困死。红一团决定消灭敌人插到我军心脏的这个连。
1935年12月31日拂晓，以我连为突击队，我军强占了南沟岔敌人的各据点，缴获轻机枪3挺，使红军第一次装备上机枪。还收缴捷克造步枪40余支，子弹5000余发。红一团乘胜转移到清涧县高家村附近与红二团配合，将敌人1个连引到距高家村5公里的阎王砭，在此地消灭了敌军大部。
这两次战斗鼓舞了参战部队，敌军虽然武器精良，但战斗力低下，只要我们勇敢作战，必能战胜不义之敌。
●国民党中央统帅部部署对陕北红军第二次“围剿”
1935年1月，敌对我陕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来势凶猛。早在1934年10月，国民党中央统帅部就开始筹划“围剿”西北红军。其部署为：（1）第一线总兵力为6个师30个团50000余人；（2）北线是井岳秀八十六师的7个团，分别布防在保安、定边、靖边、横山、佳县、神木、府谷、榆林；师部和专员公署设在榆林。从河南调来的八十四师高桂滋部4个团布防在延安、安定、延长、延川、清涧、米脂、瓦窑堡、绥德；师部和专员公署设在绥德；（3）东线是晋军七十一师，布防在吴堡、宋家川、辛家沟、义和镇、定仙墕；（4）南线是四十二师冯钦哉部4个团，布防在宜君、黄陵、洛川、宜川、富县、甘泉；（5）西线三十五师马鸿宾7个团布防在甘肃省的合水、华池、庆阳、曲子镇、环县；（6）西南线是蒋介石的嫡系六十一师杨步飞部6个团，布防在淳化、旬邑、长武和甘肃省的宁县、正宁。此外，蒋介石为了监视、控制地方杂牌军，派出了以毛侃为首的参谋团，进驻绥德城内。
敌人各方面都采取了空前毒辣的手段。军事上，妄图在外线组成对我苏区的大包围圈，限制我军的活动范围，逼我在不利地区被迫应战，聚而歼之；又企图在大包围圈内进行分割“围剿”，以便各个击破。敌争得一地后，便建点筑堡，将各点连成网络，伺机消灭我小分队，他们修寨并村，企图隔绝群众与我军的联系。他们步步为营，使我军短兵器无用武之地。他们大肆烧杀、抢掠，妄图陷我军于弹尽粮绝、孤立无援的境地。与此同时，敌人强化了苏区的反动地主民团、还乡团及“铲共”义勇军，妄图与反动地主武装里应外合，彻底歼灭红军。
围剿之敌在政治上，一方面加强反共宣传，一方面强化保甲制度，实行“连坐法”，建立“肃反会”。秘密抓捕革命干部和群众，制造白色恐怖。他们设立坐探据点，刺探我军情报；派遣间谍，潜入我党、政、军各政权组织或群众组织，力图使苏区的各级机构瘫痪。
经济上，他们封锁通往苏区的大小通路，设立关卡，严禁工业品、军用物资及日常生活急需用品进入苏区。
同时，苏区内的各种反动组织也在加紧破坏生产，企图陷我军于绝境。
●英明、卓越的刘志丹
陕北红军继1934年9月成立了红一团、红三团之后，于1934年11月初又组建了红二团，1935年1月30日，陕北特委在安定县白庙岔举行典礼，宣布将各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陕北终于有了一个师的主力红军。
面对严峻而残酷的斗争形势，刘志丹根据1935年2月5日周家硷陕甘边和陕北特委联席会议的精神，提出了我军的作战方针和战略步骤。
第一、建立健全党、政、军、民领导机关，统一作战部署；积极动员全苏区的一切力量，为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作出新贡献。志丹在赤源县（即安定县西区，“赤源县”为苏维埃政府所确定，后取消）的冯家梢墕村宣布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的组织和办公机关人选，并强调统一指挥和统一行动的重要性。
第二、八十四师的指挥机关也宣布成立，组建了司令部、政治部、经济处。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白鉴为政治部主任，范子文为秘书长，统一指挥红二十六军（该军于5月1日与红二十七军会师）、红二十七军和苏区内外各游击队。决定八十四师司令部为前敌总参谋部，直辖一、二、三团。同时命令红二十六军步兵三团和抗日义勇军到白庙岔会师，组成主力兵团，隐蔽集结在秀延县（即安定县北区，为苏维埃政府所确定，后取消）境内的玉家湾、贺家湾、路家寺、黄家川、魏家岔一带，养精蓄锐，以逸待劳，准备歼灭突出之敌。
第三、成立陕甘边军分会和成立陕北军分会，统一指挥游击队，以便打到敌人后方去牵制敌人。
陕甘边军分会主席刘景范将统一指挥南梁、照金两地区游击队和红二十六军第一、二团，并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消灭、牵制敌人，以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壮大自己力量。同时要求各根据地做好坚壁清野工作，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
红二十六军骑兵团由杨森率领，穿插到宜川、韩城、合阳一带开展游击战，破坏敌人仓库和兵站，奔袭中、小城镇，歼灭小股敌人，并发动群众建立秘密的革命据点。
陕北军分会由马义（白炳新）负责，以绥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