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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暗暗发誓，一定要为子长和千千万万流血牺牲的同志报仇。一定要继承他未竟的革命事业，做一个象他那样鞠躬尽瘁为人民的坚强战士。
谢子长伤势恶化时，他最亲密的战友刘志丹赶到灯盏湾看望他。志丹紧紧握住子长瘦骨嶙峋的双手，悲伤地哽咽着：“子长同志，你为革命操碎了心，吃尽了苦……”
只见子长呼吸急促，胸前伤口脓血不时浸流出来，但他强忍着剧痛用尽力气说：“志丹一同志，我一不行了，就这样走了，对不起老百姓，我为他们做的事太少了……”
志丹的泪水再也止不住：“老谢，你为革命出生入死，流血流汗，你是咱陕北的好汉，是人民的领袖，我们的好战友……”
子长摇摇头，挣扎着说：“不要说这些！你要革命到底。你要领上大家斗争到底。陕北这块根据地不能丢啊！”
志丹坚定地说：“你放心！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陕北人民要革命，我们已经有部队，一定会胜利。咱们都一样，把命送了都没啥，只要革命！”
谢子长宽慰了：“好，这就好！我放心了。”
1935年2月21日，因枪伤复发不治，谢子长同志过早的离开了我们，他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是陕北人民心目中的“谢青天”，他是我心中不朽的英雄。
有一首颂扬他开创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民歌唱道：“陕北游击队，老谢总指挥。四月里，四月八，老谢又把绥德打，绥德团总害了怕。刘志丹的队伍吴堡扎，陕北全红啦……”
为永久缅怀人民的优秀儿子，1935年中国共产党西北工作委员会决定将谢子长的家乡安定县，改名为“子长县”。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曾两次为谢子长墓题词：“谢子长同志，民族英雄”，“谢子长同志，虽死犹生。”还亲笔为子长陵撰写了《谢子长烈士事略》的碑文：
谢子长，名德元，安定人，一九二五年在北平加入共产党。自此即以共产主义为解放中国人民之道路，创农民讲习所，组农协会，领导人民参加反帝反军阀运动，人民因有‘谢青天’之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子长起义于清涧，继参加渭华暴动，败不丧志，奔走西北、华北各地。‘九—一八’事变后，于陕甘之间组织反帝同盟军，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即是红军第二十六军之前身。一九三三年赴察哈尔参加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回陕北组织第二十七军，协同刘志丹、高岗诸同志，创建了陕甘宁边区。一九三四年于河口之役负伤，一九三五年春因伤逝世。党政军民各界感于子长之功德，改安定县为子长县，以志纪念。
于政府及人民为子长立碑时书以叙之。
毛泽东题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七月初九日
●红一团成立时唯一的指导员
不久，我到了以一支队、八支队为基础成立的陕北红军第一团。团长贺晋年，政委马佩勋，参谋长路文昌。下辖两个连，第一连连长阎应娃（绰号冲锋老阎），我任政治指导员，兼管二连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第二连连长陈文保。全团共有百余人，陈旧长短枪四五十支，其余都是大刀长矛。还有4匹马：团长、政委、参谋长各骑1匹，由于我坐牢致残，也有l匹。
红一团初成立时，人数少装备极差，但政治和军事素质都很好，指战员都是地方游击队和翻身贫、雇、佃农中的骨干分子。干部中一部分是有作战经验的来自红二十六军的同志，一部分是做过多年党的地下工作的同志。党支部建在连上，连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排有党小组班有党员，党的领导非常坚强。
要把一支由农民组织起来的队伍，训练成能征善战无敌无畏的正规军队，要使每一个指战员都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就必须依靠党的坚强领导，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部队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向战士讲明红军的性质、任务，打仗的目的等。当时部队流行两句誓言：“扛革命枪不怕死，怕死不配扛红军的枪”。除此之外，部队特别强调铁的纪律是无往而不胜的关键。
红一团自成立以来，纪律严明，对人民群众秋毫无犯，深得民心。一首信天游唱道：
山丹丹开花红崖洼，
我送我的哥哥呀当红军。
山林的核桃河畔上的枣，
当兵就数上当红军好。
山坡上的蒿草根连着根，
穷人和红军心连着心。
我从学生娃到党的地下工作者，没有摸过一天枪杆子。刚一到连队任职，许多战士称我为“李先生”，有的私下说风凉话：一个白面书生，拿笔写字还差不多，扛枪打仗怕就不行了。我心想：是子长同志让我来带兵打仗的，我不能辜负他的重托。咱们过一两个月再比高低。
我充分利用行军作战的间隙，争分夺秒从练瞄准开始，并总结出一套好方法，那就是把靶子当作敌人，每次练习都集中思想，一定要打倒它，否则实战中就会被敌人打伤打死。加之部队的武器既旧又缺，每支步枪最多配给10发子弹。这就要求射击技术十分过硬，人人都要达到“一枪定乾坤”的神枪手水平。带兵的人更需自己首先达标。不出三个月，无论长短枪，我都能做到指到那儿打到那儿。战士们服气了：指导员把知识用在枪头上，枪法到底比咱老兵还强。此后，做部队的思想工作也比较容易了。这使我第一次体会到：做政治思想工作的人，也必须精通业务技术，否则，群众只当你是个会说不会干的没本事的人。
红一团自成立起，就既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又注重严格的军事训练，经过大大小小战斗的实际考验，红一团逐渐成长壮大起来。
当时面对的敌人井岳秀虽拥兵上万，但因分散驻守在陕北20余县，除指挥基地榆林、绥德之外，每县多则分摊上1个营、少则1个连的兵力，而且不敢远离城堡和据点。我们却没有包袱，不必固守城池，便于时而集中兵力，出其不意地吃掉敌人；时而又化整为零，大胆分兵，拔除敌人扎在我根据地周围的“钉子”，不断歼灭其有生力量，相继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经过景吴塌、张家圪台、河口镇、董家寺等4次大的战斗，红军摧毁了敌人许多据点工事，俘敌官兵100余名，缴获长、短枪200余支。部队装备改善了，队伍壮大了，越战越勇。
董家寺战斗后，贺晋年和马佩勋带领陈文保的红二连袭击了安定县，开辟了横山、安定、绥德、米脂之间的大片苏区。他们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打倒了土豪劣绅、地主恶霸，组织了贫农会、赤卫队，逐步建立了工农政权。
我所在的连队，活动在秀延县附近（秀延县即安定县北区，是苏维埃政府为之命名的），配合高朗亭领导的九支队，开辟了安定县东区。1934年重阳节的清晨，我们以班为单位，分散隐蔽在折家坪、湫峪沟、马家坪、单头一线，待机消灭这一带的反动分子。
陕北重阳节中午，有钱人家要吃油糕、饸络，还要去登山，以避难消灾。我们按照事先侦察好的情况，趁中午时分，出奇致胜，一网打尽了这一带敌人的坐探和反动地主，并处决了9名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清除了这条交通要道上的“障碍”。从此，陕北特委与清涧、延川、安定等县的联系就畅通无阻，再也不必绕道了。同时，我们在这一带建立了秘密据点，组织了贫农会、赤卫队，武装了群众，建立了革命政权。接着又乘胜开辟了清涧县与延川交界的大片地区。
●一次失败
不久，由中共安定县委书记杨彩斌派到石窑湾折可达民团的地下党员李学臣、封治宗、苗海水、折福遂等，领导了部分民团起义，带来陈旧不堪的长、短枪20余支，还有30余人，编为红一团三连。上级命令梁文郁为三连连长，我为指导员。一连指导员由薛毓瑞接任。
此间，贺晋年、马佩勋命令部队集合出征。由于没有清醒地分析客观情况，在冯家渠附近打了一场败仗。当时，敌是一个团的兵力，我们名义上称“红一团”，实际力量只有3个连，每连仅五六十人；陈旧枪枝不过百支，每支枪子弹不过七八发，双方力量悬殊。敌又占据了阳坡，比较便利的控制住川道。我方埋伏在阴坡上，冰天雪地，坡陡路滑，行动不便，既不利于出击，亦不利于撤退。
决定权本来是在我军手中，但是指挥员没有分析当时这些主、客观条件，一味想硬拼消灭敌人。结果发起冲锋后，道路又陡又滑，影响了我军展开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