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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后，老孙打来电话，说他有些事情，需要在北京稍作逗留，让我找中介公司一位叫刘义的人，代签房屋租赁合同并付款。我约见了刘义，看过所找店面，上下两层，楼上两间，楼下一间，还有室内楼梯，认为其离菜市场太远，有效利用面积小，房租也贵，不太满意，遂推说我手头无钱，等老孙他们过来再说。事实上，老孙他们休假时，在我处放置了两万元现金，以备急用。我的意思是门店地理位置不佳，等老孙过来，看过店面后再作计议。一旦签订合同，缴纳租金，造成既定事实，即使老孙后悔，已经回天乏力。
老纪先于老孙返回到西安，我劝说不住，从我处拿了钱，与甲方签订了合同，刘义得到五百元中介费。接着刘义又找着一处，老纪开车接我，约我一同前去考察。我本抽身不开，最主要的是人微言轻，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因而懒得咸吃萝卜淡操心，但念老纪只身一人，不去有碍情面，于情于理都很难讲得过去。看过店面，我愈加不满意，认为地域太偏，犹如走入死胡同，谈不上半点前途，坚决不同意。但老纪说：“老孙交代了，让签。”我极力阻拦，均无济于事。最终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只缴纳了一个季度的租金。
一个星期之后，老孙返回西安，我言明自己的顾虑：“酒好不怕巷子深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竞争激烈，开店做生意，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老孙说得也很现实：“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没有动静，周斌那边又催得紧，先动起来再说。”
设身处地，我能理解老孙的难处，毕竟，我也曾经寄人篱下，过着仰人鼻息的日子。
不久，上海那边有事，老纪必须回去，千钧重担就落在老孙一个人的肩上，我真为老孙捏了一把汗。
十九当“干部”始末（1 ）
随着事件的发展，我渐渐地明白，周斌投资搞连锁经营，并非像当初承诺的那样，投入大量资金，真正把品牌做大做强，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抱着投机心理，利用当时颇具知名度的“眼镜肉店”的招牌，从事曾经风靡一时的特许加盟，捞一笔钱。可惜他们并不清楚鲜肉经营的特点，社会发展到今天，钱不好挣，钱又不值钱，当一两毛钱掉到地上，人们都懒得弯腰去捡的时候，大肉依然是五分、一毛地与家庭主妇们讨价还价。他们想当然地把大肉经营与品牌服饰混为一谈，以为具有较大的利润空间，否则，不可能涉足对他们来说完全陌生的领域。
眼镜肉店出名以后，泰国正大集团、河南双汇集团等知名企业都先后派员与我联系，洽谈合作事宜。因我与周斌他们有约在先，遂婉拒了他们的要求。
装修门店的过程中我与老孙又产生了分歧。我既干过装潢又卖过大肉，应算得上是行家里手，依照我的主张，样板店是为以后的特许加盟店树立榜样，其门槛不宜过高，毕竟在这个世界上还是穷人多，富人少，再说富人也没有必要非得去卖肉不可，故装修门店以简洁、明快为宜，不必追求高贵与豪华。然而老孙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考虑问题要有“前瞻性”，不能只顾眼前利益，吝惜几个小钱，要十多年、二十年以后仍不过时。
为了保证我的生活来源，合作之初就商定，我在长安区的肉店名义上归公司统一领导，实际上仍然实行独立经营。为了慎重起见，装修门店时首先从我的肉店开始。老孙在选择装修公司时，亦犯下讲究排场的错误，眼睛只瞅准招牌大的公司，以为其重合同守信誉，质量保证，不会蒙人骗人，最终选中了××建设。图纸做出后，觉得还算可以，在未作详细预算的情况下，过分相信他人，盲目地预付了一万元定金。
切切记住，无论资质多高的建筑装潢公司，只不过是个承揽工程的招牌，具体活路还是由民工来干。本想堂堂××建设，那么大的建筑装潢公司，设备一流，开工时必有专车拉来机械、工具与工人，可万万没想到，开工当天，装潢公司只来了两人，一位领工，一位施工，乘坐公交车，未带任何工具、器械。我心有疑虑，急急地将老孙电话召来，看完预算，一贯处变不惊、温文尔雅，很能沉得住气的老孙吓得差点跳了起来：二十平方米的门店，不作大的改观调整，仅表面装饰一项，竟要四万多元，难道竟要抢人不成？哪有装潢公司的工人竟然不知道公司总部在何处？一看便知道是装潢公司临时雇佣的农民工，这样的施工态度如何保证工程质量？而且漫天要价，欺我们老孙不懂行情，冒充大款，不会就地还钱！
我的脾气是眼睛里容不得沙粒子，第一面，对装潢公司未留下好印象，抵触情绪很大，看老孙的颜面，不便发作，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第二天、第三天依然如此，一位领工，一位施工。细问得知，××建设以为工程量太小，大动干戈不划算，遂将活路转包给他们，工料价格只是预算的三分之一。老孙得悉后，一贯心平气和的他气愤非常，立刻找到装潢公司经理，要求解除合同。
但定金在对方手里攥着，单方面解除合同要承担法律责任。装潢公司条件很苛刻，他们狮子大张口：解除合同要赔付五千元的经济损失！我等的肠子肝花差点气出来，虽说开工三天，工人两名，只是写写画画，未动一砖一瓦，你××建设的职工高智商，造原子弹？那么高身价，敲诈勒索不成？双方僵持不下。关键时候，老孙出身《大公报》，见过大世面，知道媒体的力量，以通报给媒体予以曝光相威胁，对方方才松软下来，最终赔付了一千元才摆平此事。
较之西安，长安的消费水平低得多。老孙与老纪租住写字楼时，我并不知情，写字楼距离我处太远，公交车不能直达，我们的联系很不方便。老纪返回了上海，老孙与我一样，视力不好，胆子又小，汽车便闲置在那里。为了出行方便，老孙托我在长安找一名小车司机，我爽快地答应，遂将一朋友的儿子介绍给他。不知何故，老孙目测后不言不语，连个干脆话都没有，害得朋友的儿子死等了好几天。尔后，老孙在西安又高价聘请了司机，弄得我给朋友无法交代，很没颜面。
意见得不到尊重，想法无法实施，我渐渐觉得自己在公司中无足轻重——毕竟我没有投入资金，抱着不哭的孩子，自己不心疼。频繁地过问，惹人生厌。滋生了这种思想，便对公司的事务很少过问，除非老孙有事找我，吩咐下来我照办就行。好在媒体给我做了免费的广告，肉店的生意非常火暴。
老孙总以为我对他个人有成见，其实这是他理解上的错误，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人家不远千里、万里地前来帮我、助我，倘存有个人偏见，我成了什么人品？事实上，我俩的个人感情一直挺好，工作的关系绑在一起，犹如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荣辱与共。一次，好几天没见着老孙，固定电话无人接听，手机关机，我担心老孙一个人住在偌大的房间，冬天寒冷，没有暖气设备，用煤气取暖出了意外，差点打电话报警。最后老孙打来电话，说有急事去了北京，因时间太紧没来得及跟我打声招呼，害得我提心吊胆，虚惊一场。
但工作中的意见和分歧在所难免。我认为每个人的阅历不同，观察事物又有不同的角度，分歧很正常，而一言堂有害无益。大家都以工作为重，想方设法把事情做好，大目标一致为根本，其他细枝末节的问题何足挂齿。
未去大学，在筹办连锁店的同时，长安区委、区人事局一直与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装修店面时，我仍在营业。按规定，长安撤县设区后，把市容环境卫生抓得很严，绝对不能出店经营，装修时必须停业。我当时供应着不少宾馆、饭店，停业一段时间就意味着要失去许多老主顾。考虑到我的特殊情况，经区委领导特批，在市容局办理了“占道经营许可证”，未花任何费用，店里得以正常营业，所有这些放在过去，是无法想像的。
由于经营思路不同，为了让老孙依照他的想法放手工作，此后对于连锁店的工作，我很少过问，对于全国各地的来访者或要求加盟者，我一概介绍给老孙，只是老孙偶尔需要帮忙，派车来接我。
风浪之后，我愈加向往平静的生活。这时，如果某高校能稍微给我一点暗示，我会毫不犹豫地前去就职。可惜他们并不清楚我的心理，我也不好意思再走回头路，再返身去找西安工程科技学院。
前文说过，长安区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