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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尚在暑假，黄院长还是约齐了家住西安的人文学院中文系部分老师与我见面，参观了学院图书馆、系办公室，赠送《汉语大字典》并专业书籍，最后合影留念。
我是个神经末梢感觉迟钝的人，不易大喜大悲，但那一刻，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当即表态：“若非意外情况，必定来校任教。”
我的根毕竟扎在长安，既然去意已决，更要与地方官员协调好关系，免去不必要的麻烦。遵照兄长的建议，我找区委主要领导说明情况。在书记院，见到了区委书记与副书记，书记年龄与我相若，这是迄今为止，除了同学之外，我见到的职位最高的官（长安撤县设区后，区领导为地市级；我的同学程凯，现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副省级），本以为很威严，见面后却很和蔼，与我这个一介匹夫对面而坐，促膝而谈。
据兄长讲，书记与人谈话，从未离开过自己的桌椅，当然省市领导除外。今天能与我面对面侃侃而谈，实是给足了天大的颜面，否则，居高临下，不怒而威，将会是怎样一种场面？于是我觉得自己很荣幸。
书记让烟、倒水之后，首先我对领导的关心表示由衷的感谢；其次针对一段时间以来，新闻媒体的炒作、社会舆论的导向给长安形象造成的不利影响深表歉疚；再次言明将境遇公诸媒体并非出自我的本意，发展到后来的结果更是始料所不能及的。接着讲述了西安电视台与《华商报》采访的前因后果。
书记很开明，抑或城府很深，他丝毫没有责怪我的意思，并对我的处境表示理解和同情，一番自我批评倒弄得我很难为情。最后书记代表区委、区政府表明态度，真诚地希望我能留在长安，为家乡的建设出力。
至此，事情似乎可以划上圆满的句号。但世事难料，后来的发展，完全出乎我的预料。
十八连锁经营的泡沫（1 ）
我有位朋友毋建铭，西安师专毕业，曾在《长安报》任编辑、记者。1992年，我参加农村“社教”时，铺盖卷儿放在农村，偶尔回韦曲时没地方住，就和他挤一张单人床，一起喝酒、吹牛、拉广告、写文章等，可以说是无话不说、推心置腹的好朋友。
毋建铭的父亲原为临潼县委书记，临潼撤县设区时，调任西安市农经委主任，可惜英年早逝。临去世时，才将唯一的儿子调到市政府办公厅。现为市政府《政报》主编。
一次我从某杂志看到一则脑筋急转弯，稍加改编，讲给他听：“建铭的妈妈有三个孩子，老大叫大毛，老二叫二毛，那么老三叫什么？”
建铭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叫三毛。”回过神来，将自己给逗乐了。
建铭调走后不久，我下海淘金了。时空的距离拉开了心扉的距离，见面的机会逐渐减少，以后又结婚生子，携家带口的，各人忙乱各人的事情，联系更加稀少。
2003年，新闻传媒热炒眼镜肉店时，毋建铭带着他企业界的两位朋友来看我，酒桌子上极力鼓捣我注册“眼镜肉店”商标；中央电视台二套“对话”节目中，一位先生发表评论时，也说“眼镜肉店”品牌的商业价值何止千万。
对此，我曾经心动，但考虑到鲜肉的寿命有限，利润薄极，又迟迟下不了决心。直至2003年8 月22日，《西安晚报》报道，西安、兰州两位名牌大学毕业生抢注“眼镜肉店”商标，聘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家教授专门指导，欲开肉食连锁店。
报纸我不常看，对此也并不知情。一位鸣犊的老乡叫孙小林，原来在《长安报》社印刷厂工作，后来聘任到《西安晚报》当校对，仍住在韦曲。一天深夜归来，特意带来报纸的校样，怕打扰我睡眠，悄悄地从门缝中塞了进来，担心我见不到，第二天又特意告知我，才引起我的重视。
“不就是几千块钱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内心如此想着，可杂务繁忙，分身乏术，便与陕西通大商标代理有限责任公司联系，欲将商标注册事宜委托他们办理。
世间的事说来也怪，时运到了，想瞌睡便有人递来了枕头。2003年8 月上旬，美国特思国际集团总裁周斌先生打来电话，说他正在香港参加一个商务会议，从网上知道我的情况，打算开完会绕道西安，前来看我，并粗略谈及双方合作经营肉类连锁的意向。
本人孤陋寡闻，对于外资企业知之甚少。常听人讲外国人的经营理念如何超前，管理方式如何先进，但只是耳闻，没有机会目睹。倒真想见识见识“假洋鬼子”的手段，便爽快答应。
不一日，又有人从大连打来电话，自称姓孙名玉光，北大哲学系1979级学生，周斌的密友，受周斌之托，拟来长安与我面谈合作事宜。现代交通方便快捷，顷刻之间，便到了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因为校友这层关系，一切变得轻松而又简单。表姐夫作陪，我与老孙在西安钟楼饭店边吃边谈，丰盛的晚餐之后，协议便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从西安归来，已接近午夜，大街上的行人稀少了许多，打字复印门市部都已打烊。老孙购买的又是返程机票，第二天拂晓就要启程。于是协议变成了君子协定，没有任何文字为据。
过了几日，老孙又来，摆谱似的，住在长安最豪华的金长城酒店。那段时间，天老是下雨，老孙戏谑地说他一来，西安就下雨，是他名中有“雨”（“玉”“雨”同音，按照训诂学的原则，音通则义同），给炎热的西安带来了雨露与凉爽。而天凉人们胃口好，肉则好卖，我的生意如日中天，火暴非常。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也暗自祈祷：愿老孙的西安之行能够带来财气，大家发财。
因为天雨，除了偶尔出去转转，老孙大部分时间都泡在酒店里。在我的印象里，好像电话不用缴费一样，老孙的电话贼多。过了几天，老孙说他有事要去北京，担心所带现金不够。我赶忙声称自己没钱——如今这世道，坏人连累了好人，且不说金蝉脱壳，走得无影无踪，借钱时是孙子还钱时是大爷，钱财千万不可露帛。
“你误会了。”老孙急忙解释，然后给了我一个上海的电话号码，让我打电话找一个姓纪的，请他电汇三万块钱过来，又不要告诉对方他在这儿。
我有点莫名其妙，愣在那儿没动。
“跟他不要客气！”老孙给我打气，说那是周斌在上海的一家分公司，一切安排好的。
我不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又不好意思多嘴多舌，反正在电话之中谁又不见谁的面，谈不上丢人现眼，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冒冒失失地照着打过去，还真管用，三万块钱现金一分不少地很快汇了过来。至此，我开始打消疑虑，钦佩老孙的神通。
据老孙讲，他大学毕业后，供职于《吉林日报》，后跳槽到香港《大公报》，任该报驻大连记者站站长。年过四十，胳膊腿僵硬了，不再适合没日没夜的新闻工作，便辞了职，与周斌合伙做生意，现任美国特思国际集团副总裁。
老孙去了北京，此后很长时间，再无消息，所留的电话号码，不是关机，就是不在服务区。这时，好消息与坏传言不断袭来，我在漫长的焦急中等待。到后来，已经失去了耐心，基本不抱什么幻想，只待开学，去西安工程科技学院报到——也许换换环境，可以改变心境，重新开始另一种生活。
在我的记忆里，2002年至2003年，西安气候异常，冬日奇冷无比，晚上进购的肉，第二天清晨结成了冰块，连骨头都难以剔下来，非得放在火炉旁烘烤不行。据某建筑工地老板讲，最冷的一夜，室外居然降到摄氏零下37度，在西安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春天虽温暖，但来去匆匆，眨巴眨巴眼睛，已经溜得无影无踪。夏季酷热难耐，真是冬有多冷，夏有多热，40度的高温也算稀松平常，近八十度的温差！试想，将手放入0 度的水中，冰凉透骨，然后逐渐加温，至80度时，人的手如何承受得了。可见，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多么恶劣，而人类的适应能力又是何等顽强！到了秋季，阴雨霏霏，连绵不断，好久见不着太阳，仿佛将人也要下霉一般。
久等老孙不来，合作之事渐渐淡出了我的视野。
2003年8 月下旬的一天傍晚，风大雨疾，行人匆匆。我心慌瞀乱，即将关门，一辆挂上海牌照的小汽车停在了门前。我以为是隔壁餐厅的主顾，未加理会，不料老孙却走下车来，同行的还有两位。老孙向我介绍，较胖的一位是他的好友，来自美国加州的周斌先生；另一位是上海某服装贸易公司老板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