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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九曲蛔虫，见缝插针，无孔不入。
从新闻报道的第一天起，我就给自己立下规则：遑论承诺得如何天花乱坠，对于境外记者，一律三缄其口，避而不见。一些官方主流媒体，尚且已经把我这个很特殊的个案，上纲上线，三拉五扯地与中国用人体制联系到一起（听说公安机关已经介入调查，看我是否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倘若再来一些境外记者，稍不留神，扯到自由、民主、人权方面，借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抓个现行，那我岂不成为千古罪人，遭万世唾骂，浑身是嘴也难以说清吗？
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有档子栏目“新闻追击”，我误将其当成凤凰卫视记者，刻意回避。他们穷追不舍，追得我等鸡飞狗跳，四处乱窜，曾闹出不少笑话。
某市市长百忙之中，亲自打来电话，要来长安看我。我受宠若惊，感激涕零。因为此前我结识的屠户肉贩能有几十打，社会闲散人等能拉几车皮，几时见过朝廷大员？于是推掉一切事务，不敢再有安排，如新媳妇第一次见公婆一样，精心梳妆打扮一番，诚惶诚恐地呆在店里，耐心等待市长的大驾。
约下午三时，一辆黑色奥迪轿车停在店前，车上走下二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其中较胖的一位腋夹公文包，腆着腐败肚，一看就知道是当官的面相。
我急忙擦脸净手，迎上前去谄媚地一笑：“×市长，辛苦啦，谢谢您！”我正为自己的胡叫冒答应而自鸣得意，心想必定会歪打正着，在市长心目中留下美好印象。
“不敢当，不敢当！我不是×市长。”来人头摇得像个拨浪鼓，谦虚得像个小跟班。
原来政府办主任会同人事局长来了。他们说市长临时有紧急公务，抽身不开，委托他们对我表示慰问，希望我得暇去他们市看看：“一个电话，我们派车来接，挺方便的。”
高兴了半天，未见到市长，内心未免有点失落，然而政府办主任与人事局长像宽厚的长者，热情而慈祥，我不禁又有些飘飘然：“是金子总要发光。”于是也以为自己一夜之间仿佛真的变成了人才。
几天以后，西安电视台“关注”栏目回访，为了弥补替他人作嫁衣裳的缺憾，决意要将此事追踪报道到底，非弄出个张道李胡子不可。那天听说某市邀请我前去考察，便急不可待地拉着我一同前往。
这些年来，我心灰意懒，不求名不图利，新闻报道也并非出自我的本愿，但媒体确实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全国无以数计的观众、读者关心我，同情我，更有数以百计的单位邀请我，使我为之动容，归根结底，西安电视台是始作俑者。从这一点来讲，是他们让我再世为人，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我很感激他们，不忍心违拂他们的意愿；再者，某市即使作秀，摄像机架在面前，无冕之王一旁见证，慑于新闻舆论的压力，也将会是另一番景象。于是狐假虎威一般，我同意与西安电视台一同前往某市考察。
我们前脚走，上海电视台两名记者搭乘出租车开始盯梢。我将怀疑其为境外记者的疑虑告诉了西安电视台的摄像伍伟，他也认为很像，“无论如何，不可掉以轻心！”
不怕一万，单怕万一，为了不至于捅下娄子，惹下祸根，我们一商量，决定甩掉他们。
如同上映影视剧，司机张师傅依仗本地人氏，路况熟悉的优势，撇开大道，曲里拐弯，专走背巷，而且车速飞快。然而未想到出租司机是吃干饭的？前面跑得快，后面追得欢。待上了高速，回头一看，甩掉了尾巴，张师傅方舒了一口气：“跟我玩，门儿都没有！”
张师傅打开关闭已久的话匣子，五马长枪地神侃起来。正自吹自擂车技如何神奇之际，突然如鲠在喉，话语戛然而止，原来不知不觉间，尾巴又咬了上来。一行人面面相觑，目瞪口呆。在宽阔平坦的高速路上，再想甩掉已绝无可能，索性豁出性命，不再理会，看他咋地？
一路无话。
走进市政府，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政府很朴素，整个办公大楼破破烂烂，与想像之中的权力机关相去甚远，内心不觉产生好感。
市长正在参加重要会议，人事局一位副局长热情而周到地接待了我们。副局长几次想打电话联系市长，拨通又挂断，欲言又止，我隐隐约约感觉到市长先生必定十分威仪。
闲聊之间，伍伟他们无话找话，问起该市前段时间，有位上访老人在市政府门前与保安争执之事，副局长的回答不能自圆其说，令人难以置信。
据副局长言，发生口角后，老汉十分下作，竟用手抓保安的下身。保安为了维护政府形象，保持了极大的克制，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搡了老汉一把。老汉借势躺倒在地，耍起无赖。
依照常理，农村老汉迫于无奈越级来市政府上访，作为弱势群体，本应战战兢兢，诚惶诚恐。我怎么也不能想像一个乡下老人，竟然如狼似虎，视堂堂市政府为无物，除非是个神经病。
由于条件所限，我不经常读报。为了印证副局长的话，我请《华商报》记者李杰专门将相关报道从网上下载下来，分析判断。果然与副局长所言大相径庭。
这虽然是不经意的一件小事，但透过现象看本质，执政机关的作风可见一斑。有了先入为主的成见，后面的程序便不再重要，碍于伍伟他们的情面，勉强等到即将下班，与市长匆匆见过一面，草草看了几个地方，谢绝市政府的宴请，即要告辞。
市政府执意派车相送，太过执拗显得生分，恰好上海电视台没车，于是让上海台两位乘坐市府专车，我与伍伟他们挤一辆车返回长安，这样路上不拘束，说话也方便。
可能某市政府的司机对西安路况不熟，进入西安张师傅终于如愿以偿，甩掉了尾巴。回到肉店，已然万家灯火时分，拂去身上的浮尘，未及休息，上海台已经赶到，嗔怪我等故意甩脱他们。我将担心对之坦言，他们则拨通电话予以证实，果真为上海电视台“嘉实传媒”，悬着的一颗心方始放下。
西安工程科技学院很早就表达了接收我的意愿，该院人事处李水龙、冯林两位处长先后两次来到眼镜肉店，诚邀我前去该院任教。见我犹豫不决，去留不定，8 月11日，主管教学与科研的副院长黄翔教授，在二位处长的陪同下，冒着大雨，屈尊移驾，代表学校党委亲自登门，承诺在学校职权范围内，破格晋升中级职称；解决住房及孩子上学、入托等问题；鉴于我十多年来未动书本，业务生疏，可以先去《学报》，给走上讲台一个缓冲的机会，待条件成熟，再正式任课。黄院长表示：“尽学校最大可能，努力营造一个大的发展空间，使人尽其才。”
我感动非常，在小师妹刘喜梅的怂恿下，当即表态：愿意去该院考察、详谈。次日刘喜梅发表新华社《每日电讯》：卖肉的北大才子陆步轩返校执教西安工程科技学院副院长黄翔教授，8 月11日冒雨来到眼镜肉店，耐心地向陆步轩介绍了西安工程科技学院的情况。
当天陆步轩接受了黄翔副院长的邀请，准备到该校人文学院教授汉语语言学。此前，这位北京大学毕业生因在家乡开一小肉铺而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
舆论哗然一片，各界议论纷纷，最着急的莫过于长安区委、区政府。尽管我的个案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与现任班子关系不大，但事情出在长安，迫于舆论压力，他们认为解决好我的问题是必要的，为此区委召开了专门会议。鉴于我同学的堂兄与我熟悉，又帮过我的忙，遂委托他与我联络，于是，眼镜肉店门前常常可以看到一辆黑色桑塔纳轿车。
表姐夫1986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物理系，在解放军西安通讯学院任副教授，他们两口子都在高等院校任职，喜欢高校的工作环境。那年我试图去某中学教书，也是他们提起，并从中牵线搭桥。中学未去成，我倒没在意，他们却窝了一肚子火，现在有机会，使劲鼓捣我去高校：“没有什么可留恋的，走出去，永远离开这伤心之地！”
这样，在去留之间，无形之中给“去”的一边增加了砝码。
8 月中旬的一个双休日，受黄翔副院长之邀，我前去西安科技工程学院实地考察，表姐夫陪同。尚在去学校的路上，长安区人事局某副局长好几遍打电话，说受领导之托，要与我面谈。我答应回长安后立即与他联系，方才作罢。
尽管尚在暑假，黄院长还是约齐了家住西安的人文学院中文系部分老师与我见面，参观了学院图书馆、系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