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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流去。
穷则思变，走投无路之际，我们为何不像这河中的流水，碰到石头，另辟蹊径呢？何必不到黄河心不死，一条道走到黑，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呢？
还是女人仔细，妻子发现附近没有肉食经营户，居民吃肉，要跑很远的路，很不方便，建议将商店改作肉店。
有病乱投医，又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可回头一想，我们又对哪一门行业熟悉呢？
汲取了开商店的教训，大目标确定以后，并不急于投资，首先进行市场调研，我在一个肉摊前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弄得人家不知内情，用怪怪的眼神打量我，还以为小偷瞄上了什么物品抑或是一个精神病病人；其次是请师傅，涉足一个自己不熟悉的行当，没有人领路无异于摸着石头过河，不小心会掉进河里，摔得鼻青脸肿，浑身湿透。不过这一点不用担心，妻子姊妹多，门路广，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一位杀猪卖肉的师傅。
师傅姓美，可人长得并不美，五十多岁，皮肤黝黑，岁月的年轮过早地刻在脸上，如大西北的黄土高坡，沟沟坎坎。美师傅中年丧妻，儿子已成家立业，分门另过，师傅守着两间破瓦房，风雨飘摇的，太阳底下晒着暖暖，打着瞌睡。索然寡味之际，有人来找，正是求之不得。包吃包住，至于工资嘛，五百不多，二百也不少，没啥样子，银钱看你怎么花，倘若买成辣椒面点眼睛，十块钱一辈子也用不完。反正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随便给。一看便知是实在人，我们也不能太委屈师傅，商定月工资三百元，待以后生意做起，取得经济效益，自不会亏待。
接着就是购置工具、设备。杀猪卖肉给人们的印象是脏兮兮、油腻腻的，尤其夏秋，讨厌的苍蝇赶之不尽，杀之不绝；走进肉铺，一股股腐尸的气味，令人闻之作呕。可投资小，周转快，当日进货，晚上就能收回成本，算出利润。我缺少本金，小本生意，就是看中这点，才下决心开肉店的。有师傅的帮忙，区区数千元家什不几天就齐备了。
查看过老皇历，农历一九九九年八月九日，星期六，是黄道吉日。开张那天，通知亲戚朋友前来助兴。早晨八点，“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响过，硝烟还未散尽，早有买主聚拢过来：“这家刚开张，肉新鲜！”你要一斤，我称两斤，师傅打肉，我加工，妻子收钱，一时间繁忙起来。将近十一点，一头半大肉销售殆尽。
第二天是星期天，依然如此。肉卖完后，我粗略地进行了估算，未计工资、房费、水费、电费、税收及其他花销，刚好持平，不赚不赔，我感觉奇怪，就问师傅：“是不是肉价卖低了，没有利润。”
师傅回答：“今天不挣，明天不挣，待生买主变成熟主顾，后天就要赚他们的钱喽。”
师傅的一席话使我想起“欲取故予”的掌故，“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姜还是老的辣，果然有一本生意经。
三天之后，销量大减，周六周日除外，每天的一头半大肉锐减成了一片肉，不仅没有丝毫利润，大肉本身还有点烧手，再加上各种费用，亏大发了。我终于沉不住气，又问师傅。
“性急吃不了热豆腐。”师傅是杜曲镇人，杜曲镇的热豆腐远近驰名，师傅也善于以热豆腐作比喻。
虽然师傅的大道理一套一套的，可我将信将疑，自己在心里犯嘀咕：“即使吃不了热豆腐，凉豆腐也不错，总比饿肚子强。”
于是，师傅说我嘴犟，不懂装懂，不可理喻。当日不欢而散。
一天，我多长了一个心眼，进货回来后，不急于出售，首先重新复秤，结果一百零一斤变成了一百斤，师傅说，过秤在一高一低之间，不算啥大问题。于是每售出一刀肉，我都一一记在账本上，最后相加，竟意外地发现，一百斤大肉只能卖到八十五斤强，又急找师傅。师傅也很诧异，急忙校对售肉秤，准准地无误，忙活半天也找不出症结所在，最后只得自圆其说：“风吹日晒，折耗了。”随后又补充，“如今卖肉就是不赚钱。”
居民吃香的，喝辣的，让卖肉的给他们补贴，这个结论打死我也不相信。“分斤折两”、“风吹日晒”，四五斤、五六斤的折秤还勉强说得过去，哪能百分之十五的折；再说倘若卖肉赔钱，谁还卖？又不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们闲得慌，无事找事。
但一时半刻又找不出问题的症结，我疑五疑六，师傅诚惶诚恐，给刚开业的肉店平添了几分阴沉。
一个偶然的机会，破解了其中的秘密。
我的一位朋友做牛羊肉与腊肉生意，摊子铺得挺大，使用两台电子磅。后来国家整治食品市场，生、熟食品不能混放，遂关掉了牛羊肉生意，余下一台电子磅，闲置着没用，想转让于我，在我面前使劲鼓吹电子磅的好处。其时我使用弹簧秤，终于禁不住他天花乱坠的广告，把他的电子磅搬来试用了两天，结果奇迹出现了，不管挣多挣少，肉店开始产生利润。
用电子磅、弹簧秤对照着卖，几天之后，心中豁然开朗，原来师傅是老把式，计划经济时代在杜曲镇食品公司杀过猪，卖过架子肉。那时候要先开票交钱，然后才能打肉，师傅形成老习惯，案板上总要放几块碎肉补秤。比如一刀下去打了一斤半还多，报称一斤六两时太低，弹簧秤又起不来，师傅就报称“一斤六两”，随手加一小块，岂不知加上这一小块，可能是一斤七两或者一斤八两。在过去统购统销、利润丰厚的年代，一小块觉察不出，一直没有在意，如今市场竞争激烈，同行之间竞相压价，利润本身就很薄，挣的就是那么一丁点儿，这就是利润！
1999年春，盛传家畜口蹄疫，人们性命重要，猪肉少人问津，供过于求，养殖户跳楼价、大放血地抛售，许多农民因此赔了老本，不再养猪。到我开肉店时，疫情已过，货源短缺，价格又一路攀升，最高时，长安县批发到四块四一市斤。肉贵了便摊钱，那么一丁点儿，就值七八毛钱，白白送给了人，人情都未落下。而就连这么丁点微不足道的利润，也叫师傅在不知不觉间“折耗了”。
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尽管当时经济很紧张，我还是毅然下定决心，花一千余元购买了电子磅。
肉店不赚钱，师傅心里比我更急。听说西安肉价便宜，师傅不失时机地提出建议，到五公里之外的西安朱雀路批发市场进货，那儿批发价三块八，较之长安县有六毛钱的差价。
“千万别小看这六毛钱，一百斤就差六十元，天长日久，你算算，何止六百、六千！”
由于我刚入此行，不识货，于是师傅与我一道，每天凌晨三点钟准时起床，骑上自行车，到批发市场以单车驮货，风雨无阻。
说起来赶紧捂住嘴巴，小心别笑掉了大门牙，猪肉咬不动，更不能啃了大骨头，白白浪费了口福。长安县有一百多万人口，是远近闻名的农业大县，盛产生猪的地方，大肉批发价反倒比消费城市——西安市高出许多。门外汉以为长安县杀猪卖肉的心重，想一镢头挖口井，一口吃成大胖子，业内人则将其归功于长安县食品公司和动物检验检疫站的管理有方。
在西安市所辖的十三个区县中，长安县拥有许多绚丽的光环，什么国内生产总值全市第一，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全市第一，财政收入全市第一……不胜枚举，可是工资水平总也赶不上物价的涨幅，职工的收入较之市内要差一大截。我的学兄孔庆东教授在《刀下出美人》中，论及韩国的美人是咋整出来的，“拿刀子硬整呗”，与此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刀把子”换成“笔杆子”就行。
长安县税费重，除正常的国税、地税、工商行政管理费、卫生防疫费、动物检验检疫各税费“一个都不能少”外，仅大肉行业而言，县食品公司加收每头八元的大肉批发管理费；倘若在县境外进货，动物检验检疫站加收每头六元的复检费；再加上西安到长安的运费每头五元，合计一十九元，还不算每日风雨无阻，来回奔波的辛苦劳神费。同“羊毛出在羊身上”一样的道理，猪毛当然要出在猪身上，从而形成了长安肉价高于西安的奇怪现象。许多用肉大户，如宾馆饭店、餐厅食堂、职工大灶等等，为了降低成本，不惜舍近求远，去西安买肉，这对长安肉食市场形成了不小的冲击，构成了不小的威胁，长安境内的屠宰场和肉食经营户对乱收费现象意见很大。
意见归意见，人家有红头文件，是政府行为，割你没商量。食品公司有大肉稽查队，动检站设检疫科，精兵强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