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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是神圣的，又是不洁的。塔吉克族最忌用脚踢羊，最忌用脚踏食盐或其他食物。这两种禁忌都是为了防止脚的接触带来的危险。台湾民间对脚底发痒很忌讳。俗语有“土地公痒脚底”，意思是说，脚底发痒是土地公暗中在警告自己做事要慎重，可能会有什么不祥的事情会发生。在这种情形下，一般都中止正在从事的活动，以避防不测。东北牡丹江市郊，人死后，要在送葬前把墓穴挖好，穴里忌讳留下脚印。谁的脚印留在穴里，谁的灵魂就会随着木棺的安葬而被压在下面。那对本人是绝对不利的。
手、脚的指（趾）甲也是忌讳随便丢弃的。否则，“虫蚁行于上，令人生疮”（《无何集》）。
从以上实例看，不管是自身以外的人体禁忌还是自身的人体禁忌，也不管是自身整体的人体禁忌，还是自身部分的人体禁忌，其主导观念都在于魂与魄的护卫，在于对灵魂的安慰和保护，在于对体魂的照顾和捍卫。同时又掺杂着对于生平命运的关心和趋吉避凶思想。这些，是人体禁忌的重要特色，也是一般其他禁忌所共同关心的根本问题，不过，于人体禁忌中显现得更为直接一些罢了。
人体，很容易分成两个类别，那就是男人和女人。当我们说到男人或者女人时，就已经区别了人体这个统一的概念。性别，是人类生理构成的客观实在，同时，它又带有浓厚的社会生活的文化印痕。不同社会生活环境中，性别的区分有着不同的文化风貌。在中国，男女分别的界线是始终被强调和看重的。男女之间存在着许多严格的、不容忽略的禁忌信条。它们大体上表现在男人和女人的性分别、男女之间的性诱惑、男人对女人的性压迫、男人与女人对于神明的性亵渎等等几个方面。
第二部分第15节 性分别禁忌
区别男女，在中国人眼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需求。似乎男女不分，一切行为方式都将失去依据，所谓“阴阳不分世理乱”。阴阳可指男女。阳代表男性，阴代表女性。对于两性人，俗称“二尾（yi）子”、“阴阳人”，民间总是带有一种嘲弄、蔑视的态度。穿着打扮方面，亦忌男女不辨。男女服装，每一个朝代的时尚都有严格的区别。如果男穿女服，或者女着男装是要犯忌讳的。鄂温克族人，禁止夫妻互换衣帽穿戴，否则以为对狩猎不利。民间许多神话传说中，有因男女换了服饰而使女方怀上身孕的说法。汉族有些地方，结婚时，让男女双方换裤带，也有象征生育的意义。还有许多民间故事、民间笑话中把“穿了女人的裤子”作为嘲笑某位绅士、官员或者其他男子的笑料，很能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正因为旧时人们严格遵守着男女区别的种种标志，所以才出现“梁祝”、“花木兰”等等女扮男装（也有男扮女装）成功的事例。这种男女泾渭分别的符号标笺——服饰、举止——使人们相信，它和人体性别是绝对一致而不可怀疑的。祝英台、花木兰等都是钻了性分别习俗的空子，在错误的性别符号掩饰下，蒙蔽了众人的眼睛。现如今，假如有男人留了长发，穿了花色的衣服，或者有女人穿了男装，在公共场所都会引来许多好奇、询问的目光，好像在说“这人是男的还是女的？”不弄个清楚明白水落石出，总好像有一块“心病”似的。男、女应当一眼就让人看出才好，才是中国人的习惯。在生产、劳作方面也是如此。男人有男人干的活，女人有女人干的活，女干男活，男干女活都是遭忌讳的。台湾高山族男人不能接触女人专用的小锄、农具、织机和猪圈；女人禁忌接触男人的武器、猎具，不能进入男人的会所。普米族的妇女就不能犁地，不能打猎和取蜜，那是男人干的活。青海省藏民中的男人不能做抹牛粪、打酥油、背水、磨炒面、做饭等家务劳动，认为这是妇女们干的活。
佤族人械斗时，女人不参加，男人则不能不参加。成年男子能参加而不参加者为习惯所不容，轻则受舆论指责，重则罚谷罚钱，以至抄家。汉族中有“男做女工，越做越穷”、“男做女工，一世命穷”、“男做女工，烂脱臀宫”等俗谚流传。旧时，男人一般干田里的活，参与社交活动，女人一般干家里的活，不参与社交活动。男人干家务常被人耻笑，以为“没出息”；女人参与社交活动，又被指责为“疯”、“野”、“不守规矩”、“不正经”。现在，这种观念有所更新，男女分担家务，同工同酬，男人能干的，女人也能干。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话，便是对这种习俗演进的集中概括。当然，民间要求男女分别的惯习和社会上以男女分工有固定的认识之间并不完全等同，性别的区分本身也并无大错，有时还确是生活和工作中的实际需要，因此，区别男女性别的惯习并不能轻易被取消，它还会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
性诱惑禁忌
性分别的作用之一就是要防止性诱惑。男女的标志越明显，性隔离就越容易实施。实施性隔离，被认为是制止和抵御性诱惑的有效措施。因此，分别出单方面的男女性别之后，还要进一步防止男女之间的性接触和性混杂，所谓“男女不同群”、“男女授受不亲”。中国人过去一直主张男女之间相互避忌，男女之间一般不说话、不相视、不拉手、不互赠礼品，以防被人猜疑有性行为的发生。只有儿童时期才不避嫌疑，所谓“两小无猜”。普米族忌讳男子向少女赠送手镯和腰带；土家族禁忌男人跟姑娘开玩笑，并不准外人和姑娘坐在同一条凳子上；汉族民间有“男女七岁不同席”的俗谚，汉族、傣族、彝族、哈尼族、壮族等许多民族都有妇女不上宴客席的习俗。妇女不与男客同席。妻子不与丈夫同宗长辈同桌吃饭。《中国礼俗学纲要》云：“男女之嫌疑，如何辨之，则如男女不同坐，不共巾椸，乃至叔嫂不通问，不相为服，以此礼辨嫌疑，复以此礼保证其分辨也。”这些古训礼教，来自民间风习，也在后世民间风俗中反映出来。“男女不同坐”，不但素不相识的男女是如此，即便是亲兄弟姐妹之间也是如此。姑、姊妹、女儿，已嫁而返，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不但在私下里是如此，在公共场合也如此。直到清末民初，在戏院看戏还分男席、女席，男女看客是分开来坐的，即使是夫妻也不例外。再往上溯，中国古时一向禁止妇女观剧，谓之“有伤风化”。《清稗类抄》中有段“京师妇女观剧”的文字，涉此风习演变，不妨录下以供参考。文曰：“道光时，京师戏园演剧，妇女皆可往观，惟须在楼上耳。某御史巡视中城，谓有伤风化，疏请严禁，旋奉严旨禁止，而世族豪门，仍不敛迹，园门虽揭女告，仍熟视无睹也。
某愤甚，思有以创之。一日，赴园，坐楼梯旁，遣役登楼宣言，谓奉旨明禁妇女观剧，宅眷自谙禁令，来此者必为妓女，今召尔等下楼，候点名。宅眷不听，某又使人传谕曰：‘果为宅眷者，则弁髦圣旨之罪，当更加等，速言夫家、母家姓名、官职听参。’诸人大惊，图窜，乃勒令各具不再观剧甘结，事乃寝。京师戏园向无女座，妇女欲听戏者，必探得堂会时，另搭女桌，始可一往，然在洁身自好者，尚裹足不前也。光绪庚子，两宫西巡后，京师南城各处，歌舞太平如故也……然自光绪季年以至宣统，妇女之入园观剧，已相习成风矣。”
“不共巾椸”，则由人体性别的区分联系到衣物性别的区分，男女衣饰不能晾晒到同一根竹竿之上。这样做的目的，或者是以为男女衣饰的接触即等于男女之间的接触；或者是担心晾衣收衣时男女同椸枷便会使相遇、相接触的机会增多，从而难免发生苟且的事情。“叔嫂不通问，不相为服”、“嫂不抚叔，叔不抚嫂”（参见《礼记》）是汉族的古俗。叔嫂是一个门里的非夫妻关系的男女，平时接受较多，嫌疑最重，因而要求也更严。古时匈奴兄死妻嫂，是恐种姓之失。但在未具夫妻名分之时，叔嫂间的禁忌也是很严格的。据《中华全国风俗志》载，山西有“男女不贸易”的说法。男女间说话很讲究分寸，一般不互相开玩笑。男女间禁忌互相看视，禁忌互相调笑，民间有“眉目传情”、“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