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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你知道那个亿万富翁是谁吗？”谢成梁问道。
“爱谁谁。”补玉说。
“就是那个冯焕！”
补玉看着丈夫，心想，冯焕是谁？我该知道这个名字吗？她这样看他还想让他明白：管他是谁，把大片土地租到手的这个孙子是他们的灾星，正是他让“补玉山居”的好光景到头了。
谢成梁还是睁大眼看着媳妇。补玉看到这几年他老了不少，一个小客栈杂活都是他的。补玉心突然酸了。自己忙得从来都没有工夫好好看看他，否则也该看到这张脸怎么就干巴了，打起那么多皱，眼珠也黄了。
“就是瘫子冯哥呀！”谢成梁眼睛瞪得凸出来，就像他突然发现自家亲戚做了中央委员，他说说都沾光。
补玉好像并不惊讶，她觉得自从她回绝了姓冯的，冥冥中就在等他来这一手。
两人走进了“补玉山居”。刹那间补玉觉得这个一直让她得意的地方突然变得寒碜不堪。她在原先的九间房前面又加了一进院子，又是九间房，砖是红砖，而老院子是灰砖，前院的地没有垫平，低处积的雨水沤出一片褐色的苔藓。两棵桃树还小，中间不知被哪个客人牵了根粉红尼龙绳，上面搭着几条洗糟了颜色的三角裤，有男人的也有女人的，绳子带弹力，三角裤们快着地了。还有几根鸡骨头扔在地上，大概是客人们夜里就着酒啃的，现在骨头上黑黑地裹着一层忙不迭的蚂蚁。就是有三个补玉，同样的闲不住，都来不及跟在这些人后面清理。补玉想到亿万富翁冯焕将来的法国式庄园里，肯定不会有人敢随地扔鸡骨头。所以周在鹏在又一次来的时候，告诉补玉花三十万块钱把山居的格调大大提升，形成古朴风雅的风格，住店的人自然不敢造次店里的环境。补玉将会俏皮地白他一眼，说：“哪来这么多钱呀？你借给我？”但那时周在鹏将不会像第一次那样慷慨。
现在的厨房在院外，对着大门，这样就不会让炒菜烙饼烤全羊的气味飘到客房里了。补玉跨进厨房，吓了一跳，从昏暗里站起一个人，手上拿着一个玻璃杯。
“没开水了。”那人说。
补玉这才看清他。他是昨晚来的客人，姓张，登记簿上他的全名叫张亦武。“补玉山居”开张的第三年他就来住过一次，为了上山找刻图章的石头。后来再来住，就不是一个人来了，跟他一块来的女人比他个头稍高一些，大概也有五十五六岁。两人一把岁数了，只要得空就手牵手。有时吃饭不挨着坐，隔着一桌菜两双眼还那么顾盼传情，假如有人注意他俩的相顾，两人都会害臊，犯了错误的少男少女似的。最奇怪的是两人从来不住一间屋，男的住男客房，女的住女客房。山居共有四间集体客房，垒了大铺炕，年轻人结伙来玩喜欢在炕上疯，尤其天冷的时候，炕烧得暖洋洋的，炕上十来个人能“嘎嘎咕咕”笑到凌晨。住宿登记簿上一向只登记张亦武一个名字，所以补玉后来在心里把跟他同来的老女人叫“蒋雯丽她妈”，因为她和蒋雯丽很像，只是大出一个辈分。有一次补玉问老张“蒋雯丽她妈”叫什么名字。老张告诉她叫“文婷”。补玉又问，是姓“文”吗？老张说是的。补玉再见到“蒋雯丽她妈”时便张口叫她“文婷大姐”，女人却没有反应。补玉并不生气，客人里用假名字的多了。补玉只是可怜他们，上了一把年纪，还扑腾到这大山里来做野鸳鸯，做鸳鸯也不实实在在地做，牵牵手递个眼波，水中月镜中花似的。“补玉山居”的集体客房一个床位四十元，加上每天三餐费用六十元，再乘上二，这一对老鸳鸯一天花两百元就牵牵手递递眼波，在补玉看是很不上算的。
“我这就灌了暖壶给您送去！”补玉对老张说。
“不用了，我们这就出门。”
补玉看看老张的打扮，一顶旧布帽子，一双旅游鞋，胸前挎了个傻瓜相机，很笨重老式的那种，在其他人那儿，早就被淘汰了。老鸳鸯们每回来都爱顺着河道往上游走，有人看见他们挨着坐在石头上吃饼干喝啤酒，或者捡一小堆石头，用放大镜一个个地仔细打量。他们俭省得可笑，啤酒是从北京超市买的，因为村里小卖部的啤酒一罐要贵一毛多钱。他们虽然寒碜，但不像一般客人的素质，从来都是把出去游玩时产生的垃圾带回来，扔进垃圾箱。补玉注意到老张手里的玻璃杯一直跟着他，好几年没变过。二十年前人们都用这种用果酱瓶子做玻璃杯，外面套个塑料彩线编织的杯套，为装饰也为了防止烫手。老张的果酱瓶外面的塑料线编织套颜色狼狈，看上去超过二十年高寿了。
“您回来吃午饭吗？”补玉问他。
老张已走到门外，槐树影子花碎地撒在他脸上。补玉突然看见了许多年前的老张。不，小张。退回去三十年，叫张亦武的这个男人应该是好看的。应该非常清秀，几乎楚楚动人：一张尖下巴的白净脸，笑起来窝进两颊的嘴角，小巧的鼻子。
“不了……”老张笑着说。
“午餐费可不退哟！”补玉俏皮地说。
“没关系。”
补玉看出老张为二十块午餐费心痛了一下。老张第一次来“补玉山居”时补玉就发现了他的不宽裕。那是五年前，“补玉山居”一个床位才十块钱。他问有更便宜的没有，回答是“没了”。他的脸刹那间空白了，能看出他预期的价钱和现实差异巨大，但他又像那种好面子，不愿还价的人。当时是下午三点多，假如赶回镇上，再去赶回北京的长途车是危险的，因为一旦赶不上末班长途车就意味着得花更多的钱在县城住店。所以他痛下决心，就敲自己一笔睡个十块钱的昂贵觉吧。但他那十块钱的一觉睡得活受罪，大通铺上同时睡了半个团小组的男青年（女青年团员们睡隔壁的大通铺），大半夜都在扯着嗓子相互逗闷子，因为他们想让隔壁的女共青团员们听见。女共青团员们果然听得见，不时爆发出大笑。
老张第二次来是和“文婷”一块来的。补玉打招呼：“哟，把老嫂子带来一块玩玩？”老张看了“文婷”一眼，笑笑说：“这儿风景如画空气鲜美……”
那一次，老张去河南人开的小卖部买烟，回来问补玉，村里有没有卖便宜烟的地方。补玉问他花多少钱买了一盒“牡丹”，他告诉她十块。补玉说：“把烟给我。”她拿着老张刚买回来的烟转身就走。
小卖部开在进村的路边，一共四家，全是河南人。他们中的一个人最初漂流到北京当建筑民工，后来发现了这个不大的旅游点，就开始把河南的烟卷贩过来卖，从一个土坯房发展成六间大屋，用河滩上的石头垒墙，上面盖着橘红色瓦，经销上百种杂货。陆陆续续，这里的百货生意就被四个河南人包了。小卖部通风特差，一股肮脏的男寝室气味——脏袜子、方便面，一个月不洗的头发、张大嘴打呼噜的气味。店铺到了晚上就是卧房，成捆的纸巾说不定就成了“席梦思”。
“老乡，你这烟卖多少钱一盒？”补玉指着河南老板背后货柜上的“牡丹”。
“六块八。”河南人知道“补玉山庄”多有名。
“你是见一个人开一个价吧？”
“我一直卖这价呀！”
补玉从围裙兜里掏出老张的那包“牡丹”，往他面前一搁：“那你退我三块二。”
河南人看看烟盒，说：“没错啊，这烟是我卖出去的。六块八。”
“太阳还正当午呢，就说瞎话？”补玉话是揭露性的，态度却并不撕破情面。“咱都是做生意的，那些北京人都不傻，挨了坑以后不来了。你一人坑他们，等于咱们所有人帮你受过不是？”
“哎哟，你咋不信我呢？我一分钱没多收，六块八！”
“你卖了十块。卖给了那个瘦瘦的、戴眼镜的小老头儿。”
“有证据吗？”
“到了拿证据的份儿上，你说还有意思吗？”
“没证据你咋就信那小老头？城里人有啥好东西没有？我在城里干了两年活，碰上十个城里人九个半是鳖日的！”河南人脸都紫了，微微发福的肚皮一圆一扁、一圆一扁。
补玉知道他是那种对城市苦大仇深的人。他的敌、友界限很简单：城里人、农村人。因此他觉得补玉对于城里人的袒护是叛变行为。
“城里人十个有九个半是鳖日的，那半个就是这小老头。你坑也坑错人了。”补玉说。
河南人不理她了。
“把三块二毛钱拿出来！”补玉口气难听了。她让他明白，要是她曾补玉咬上谁，谁还真得流点血落点伤。
河南人打算进里间去。
“你要耍无赖我能让你明天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