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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简单，直到六十年代，纽约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想到应该去保存某些老建筑。原因之一是，直到二十世纪初，曼哈顿的建筑多半基本上是欧洲某种传统的现代翻版，例如新古典、新哥德等等，似乎不值一提。纽约由于本身没有历史，干脆将欧洲古建筑物，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搬来纽约重新安装（如The Cloisters，中古世纪修道院）。有钱人士要看真东西的时候，就乘邮轮前往欧洲西方文明发源地观赏真的古迹和真的文化。而纽约自己则非常实际地、或有时并不切合实际地向上和再向上发展。空间不够或成效不够的话，就拆了根本还是很好的房子而重新在原地建造起更大、更高、更赚钱的大楼。理由是，反正拆除的既不是罗浮宫更不是“帕德嫩”（Parthenon），只不过是些普通的老房子而已。
直到一九六三年，在已经拆毁了无数重要的老建筑之后，又以经济和成效的名义拆除了“最后一根草”——就是那座才五十几年的宾州车站，当时最伟大的一座公共建筑，才引起众怒；迫使市政府于一九六五年成立一个“陆标保存委员会”（Landmarks Preservation Commission），来负责指定和保存并保护任何具有历史、建筑、文化和艺术价值的建筑和区域。今天四十二街的大中央车站之所以没有走上它前辈的厄运，正是因为它被指定为陆标。老的宾州车站可以说是今天纽约所有建筑陆标的先烈。纽约市的建筑和都市发展，自“一八一一年计划”规定了格状市区之后，又受到一次大战之后定下的《地区划分法》（Zoning Laws）的管制。这些确定某一地区的性质、建筑场地的面积、建筑物的高度和体积，以及人口密度、环境和交通影响的法律规章，非常复杂，经常改变；而且不断被地产商和开发者们滥用。然而，它却决定了纽约天空线的改变，决定了纽约的市容，甚至于本质。近三十年来一个最早而且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苏荷”（SoHo）。因市政府接受现实而修改了该区的《地区划分法》，使一个原来满是典型十九世纪下半期的铸铁（Castiron）厂房和仓库，一百多年来只能做生产、制造、运输用途的（不能居住）轻工业区，在没有几年的时间内转变为一个西方艺术中心。而且，更是日后无数小区“绅士化”（gentrification）的一个先例。
纽约，纽约（8）
无论是经济理由，还是为了“城市复兴”，或是“清理贫民区”；纽约在二次大战结束后，乘着胜利的威风，充满信心地进行一个个大型建设。从四十年代公私共同发展的“住屋计划”（Housing Projects），如一号大道之东十四至二十街的斯泰维森城（Stuyvesant Town），到五十年代为了“清理贫民区”而展开的“哥伦布圆环”（Columbus Circle）重建计划。前者至今仍然是一个典范，而后者在短短三十年又被拆除。其中几个新计划因受到市民和公益人士的激烈反对而至今尚未定案。六十年代，纽约更是基础建设与开发项目双管齐下。先后完成了肯尼迪国际机场和两座大桥，而其中之一，一九六四年通车的维瑞查诺海峡大桥（Verrazano Narrows Bridge）更是当时世界最长的吊桥。与此同时，林肯中心于一九六三年破土，世界贸易中心在一九六八年动工。但市政府和地产开发商并没有忘记曼哈顿只是一个狭窄的小岛，面积有限，因此在建造双塔、各一百层的世贸中心大楼及世贸三、四、五、六……办公大楼的时候，将所挖出来的土石，加上其他垃圾，填平了哈德逊河一片东岸，以便在八十年代建造世界金融中心和炮台公园城（Battery Park City）。结果，今天曼哈顿最南端几乎比荷兰殖民时期宽了一倍。
疯狂的八十年代——房地产暴涨，“优皮”与“垃圾债券”同时泛滥成灾……早因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黑色星期一”的股市暴跌而成为过去。目前纽约正面临着可能是一九七五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财政危机。现在它问自己的是：这一次能不能像以前一样，不但自拔，而且继续在金融、广告、通讯、娱乐、服装、出版、媒体、制造等等各个领域保持其首要地位？还是，这是没落的开始？
从内战到越战，纽约差不多享受了一百年的黄金世纪；可以说没有任何其他城市，尤其在公共工程方面，可与其相比。是这些基本建设，从大桥隧道、市郊公路、地下铁、输水管道，以至于公园、学校、图书馆、美术博物馆等等，为纽约打下了坚固的基础，才吸引了全国、乃至于全世界各个领域最佳的人才。纽约之所以被称为“大苹果”（The Big Apple），正是因为不论你混哪一行，如果你不能像当年搞爵士的，在他们称之为“大苹果”的纽约混出头，那你算是一文不值。
如果纽约在经历了一九七五年的财政危机，在那几乎破产的情况下，却又能在短短几年工夫主要靠自己努力又成为“帝国之都”，甚至于如当时的郭德华市长（EdKoch）所自夸的，是“世界首都”，那么弹性和耐力极强的纽约仍应具有这个能力。当然，这次不可能像大恐慌当年，去依靠现在连自己的预算都无法平衡的联邦政府；也不能像七十年代那样喊几句“我爱纽约”（作用是有，但不是靠它）就可以渡过危机。今天全美国经济都在衰退，纽约以其两百亿美元的债务，前景应该是相当暗淡的。然而它却在裁人、裁经费、裁服务的同时，勒紧腰带，重新安排优先次序。这次不是盲目地去搞新的、不合实际的庞大工程建设（如终于在一九八五年被迫放弃的西边公路［Westway］和庞大的小区发展计划），而是将人力、物力、财力集中于已经存在但被忽略了二十多年的基本建设的维修上——机场、地铁、桥梁、公路、街道、下水道、输水道，和住屋、学校等其他项目，并且光是在一九九〇财政年度，就投下了一百二十亿美元。
一位苏格兰生物学家兼社会学家，帕特瑞克·盖地斯爵士（Sir Patrick Geddes），一生从事性的演化和城市的演化的研究，并设法结合此二学科来造福都市规划。他在一次大战前夕制定了一个有名的都市发展方案，认为一个城市的兴亡过程有五个阶段。首先出现的是Polis（套用了古希腊城邦的名称），一个年轻的城市；下一步发展到Metropolis，一个庞大而健康的城市；然后又发展到Megapolis，一个过大而不健康的城市，且倾向于自大狂；从而变成Parasitopolis，一个寄生城，吸取着全国的生命液；最后变成为Pathopolis，一个近死之城，充满疾病，日益萎缩，趋向死亡。
纽约，纽约（9）
好，纽约从哈德逊船长登陆而“发生”至今，已经“发生”三百八十多年和八百万人了。按照这个理论，目前大概是一个过大而不健康，并倾向于自大狂的Megapolis。但纽约不大可能有机会走向一个吸取着全国生命液的寄生城；因为，从联邦到各州的全国，根本不允许纽约如此寄生。最好的证明是，纽约在一九七五年向华盛顿福特总统求救的时候，所得到的答复被目前正在罢工的《纽约日报》当时头版头条一语中的：“去死吧”（Ford to City：Drop Dead）。而且因为纽约，不论它多么自满自大，在它该清醒的时候总会及时清醒过来，而绝不沉醉于往日的光辉。而且因为纽约，不论它目前的处境是何等困难，它都经历过不止一次的危机了，而且在每次危机之后反而会有新的血液、新的活力加入。从它几百年下来建了又拆、拆了又建的一贯做法，从它一代又一代的新移民（像最近八十年代开始的亚洲移民），纽约好像是一个永远“完成”不了的城市。更何况，什么都喜欢戏剧化的纽约更知道，“人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