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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成为一支国内最具战斗力的近代化军队。
袁世凯练军成功，同时也使得小站新军成为创练新军的模范样板，全国各地再度添练新军，必从小站抽调军事骨干担任教官。正是从他编练的新军中，走出了四个民国总统（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六个民国总理、陆军总长（段祺瑞、王士珍、段芝贵、唐绍仪、张怀芝、靳云鹏），三十四个督军，这不能不说是袁世凯的功劳，也是他创造的一个不大不小的近代奇迹。
小站新军是袁世凯的看家资本与起家基础，他能继续前行，一步步迈向权力的顶峰，自然得益于这支一手创建起来的新军。然而，新军在给他带来权力与荣耀的同时，也带来了危机与危险。袁世凯的最后失败与覆灭，也出自这支新军。
早在练军之初，袁世凯就被监察御史胡景桂参了一本，说他“徒尚虚文”，“浪费国帑”，克扣军饷，诛戮无辜。一般而言，只要被监察御史参奏，一旦查出什么纰漏，就会小命难保；哪怕没有什么问题，也会惹出一身臊，最轻也得撤职。因此，袁世凯闻讯，好似被人当头一棒，再度感到了官场的险恶，不觉“心神恍惚，志气昏惰，所有夙志，竟至一冷如冰”。幸而奉旨查办的荣禄在观看编练只有三个月的新军洋操表演之后，对其焕然一新的军纪军容大为赞赏，“旌旗一色鲜明，颇有马鸣风萧气象。”据有关资料记载，是令荣禄称奇的是，袁世凯居然能把军队练得像家养的鸽子一般，放收自如，一声唿哨，曲尽其妙。因此，他不仅以查无实据、“毋庸置议”复奏，还将袁世凯着实褒扬了一番，说他“血性耐劳，勇于任事”，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一桩坏事就此变成好事，袁世凯“扭亏为赢”，不降反升，虽仍专管练兵事宜，但已加官为直隶按察使。
小站练军初成，一时间令各方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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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变法期间，袁世凯因其手中拥有的资本与实力，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当缺乏实力的维新派感到变法有异，即将遭到慈禧太后的残酷扼杀之时，他们的目光，不禁落在了身居小站、手拥兵权的袁世凯身上。加之袁世凯一度倾向维新，是强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并捐钱五千元，还提出过一套自己的改革变法方案。于是，康有为认为：“可救上者，只此一人。”他想利用这支雄居海内的新建陆军进攻京城，保护光绪皇帝，保证变法持续长久地进行下去。在他的建议下，光绪皇帝两次召见袁世凯，夸他兵练得好，将其提拔为候补侍郎，许以专折具奏之权，告诉他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
只要稍具政治头脑的人，就可知道光绪的这种频繁召见背后所隐藏的真实含义。这自然引起了慈禧、荣禄的警觉，为防袁世凯被维新派所用，狡猾的荣禄制造英俄两国在海参崴开战的谣言，趁机调动军队驻扎长辛店与天津陈家沟，切断新军由小站进入北京的必由之路。
一方倚重利用，一方早有防范，袁世凯就这样被置于帝党与后党两派势力并不对等的夹缝之中。
眼看光绪不保，戊戌变法即将失败，维新派领袖无计可施，只有将最后的赌注押在袁世凯身上。康有为道：“往袁处明言之，成败在此一举。”于是，就有了见诸各种史书的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要求他举兵诛杀荣禄，囚杀慈禧，发动军事政变的记载。
袁世凯在谭嗣同的一再追问下被迫表态，因慈禧与光绪有前往天津阅兵的计划，他流露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气概，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但前提是“若皇上在仆营”，并表示马上返回天津加紧部署。
袁世凯虽未进入权力中枢，但对宫廷之争多少耳闻，凭他敏锐的政治嗅觉，深知帝、后两党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且摊牌在即。他似乎闻到了一股浓浓的血腥味道。光绪虽为皇帝，实权却握于慈禧之手，军权尽归荣禄。就荣禄当时掌控的军队而言，北洋其他各军四五万，淮、泗各军七十多营，京城旗兵数万。而袁世凯的小站新军虽为一支劲旅，但只有区区七千人，出兵最多六千，怎么也不可能在后党警觉防范的情况下攻入北京。因此，他趁阅兵之际，在自己的地盘上收拾荣禄与慈禧，看似托词，实则切实可行。这也说明袁世凯的确能够审时度势，不好虚言空言。但问题的关键是，事情并未拖到阅兵那一天，慈禧就发动了宫廷政变，将光绪囚禁在南海瀛台，宣布重新训政。
过去的一致说法，都是袁世凯出卖了维新志士。但据近年来史学家的研究考证，事情似乎有了一定的变化与转机，那就慈禧发动政变在前，袁世凯告密在后。
以袁世凯的老奸巨滑，在没有最后角逐之前，他决不会轻举妄动，不论是帝党、后党，哪一方他都得罪不起。荣禄是袁世凯晋升得势的恩人，这对追求实利不以道德为准绳的他来说，越过这层障碍并不困难，但只要他稍有异动，或者说稍有不慎，那将不是他“诛荣禄如杀一狗耳”，而是荣禄杀他“如诛一狗耳”。光绪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他也不敢得罪，尽管光绪无权，可要整治袁世凯这样的臣下，还不是分分钟就可搞定的事吗？
袁世凯被逼到了一根细细的钢丝上，并且不走还不行。可只要一迈脚，身子就会失去平衡，摔得粉身碎骨。
事实真相是，袁世凯将维新党人的“杀禄围园”计划藏在了肚里，当时并未告密，而是从北京匆匆返回天津。在天津的他得知慈禧发动了宫廷政变，心头真是又惊又惧。结局已见分晓，现在不是他杀荣禄与慈禧，而是荣禄与慈禧决定他的命运与生死了。他心里十分清楚，戊戌政变的起因在于权力之争，并非他与谭嗣同的密谋泄露，不然的话，他就不可能全身回到天津了。但是，密谋暂时没有泄露并不等于永远不被泄露。怎么办？是将维新党人的计划继续深埋心中，还是向荣禄和盘托出？一时间，他彷徨无主，怎么也拿不定主意。不说吧，又担心维新党人有所招供。说了吧，对自己很是不利。在一个有着几千年专制皇权的国度，出卖百姓崇奉的皇帝，毫无疑问将被置于全体国人鞭挞拷问的境地；况且慈禧已是风烛残年，年轻的光绪一旦重新执政，那时的他，必将死无葬身之地，遭致诛灭九族之祸。并且就是说了，因有参与之嫌，且未及时告密，还有“马后炮”的投机之意，不仅难以博得慈禧、荣禄的欢颜，很有可能会加速他的灭亡。那两天的袁世凯，可真是绞尽脑汁、左右为难。说，还是不说？于他而言，真与哈姆雷特“生存，还是死亡”的命题相似，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
两相权衡，袁世凯最终还是选择了说！
他说了，尽管情况不妙，或许还有一条生路。而不说，只是死路一条。因为他不说，并不等于别人不说，维新党人是一个群体，不少机密属于“共享”，他可以相信谭嗣同不说，但难保那些被捕获而知内情的其他维新党人面对严刑拷打的审讯能够守口如瓶。只要透出半点口风，他袁世凯哪怕有十条小命也将玩完。
于是，袁世凯先告密于荣禄，荣禄再呈于慈禧。谭嗣同在戊戌政变中根本就没有引起慈禧的注意与重视，这便是直到政变发生四天之后，才有捉拿他的通缉令发布的缘故。如果说谭嗣同死于袁世凯之手，那可真是半点也没有冤枉他。袁世凯的告密并未直接造成维新变法的失败，但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致使包括“戊戌六君子”在内的大批维新党人被捕被杀、被革被逐，所有维新变法的成果尽遭毁弃。据说囚在瀛台的光绪不恨慈禧，说“我确实有对不起太后的地方，她把我拿下是应该的”；也不恨荣禄，说“他是太后的人，他为太后办事，这也是对的”；独有袁世凯，一直到死，都是他心头最为痛快之人。他先是在纸上常常提笔写下“袁世凯”三字撕碎；犹不解恨，后来便画一只乌龟，在龟背上填写袁世凯姓名贴在墙上，用小竹弓一个劲地射击；一阵射击过后，再一把扯下，剪成碎片，“令片片作蝴蝶飞……凡以此为常课。”
就戊戌变法的结果及评价而言，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领袖及戊戌六君子是人们心目中的变法英雄，光绪是人们同情的受害者，慈禧、荣禄是既得利益者，最倒霉的似乎只有袁世凯一人。政变发生第七天，有人对荣禄说：“袁世凯奉诏杀你，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