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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孙中山当时的本意而言，他的确想告别革命，从事国家建设，并不再过问国民党党务，一切全部交由宋教仁负责。国家经济命脉在于交通运输，铁路又是交通运输的重中之重，因此，孙中山想从事全国铁路建设。他在一次宴席上说道：“让项城（袁世凯字）做总统十年，练兵百万，我经营铁路设计，把铁路线延长二十万里，民国即可富强。”袁世凯回道：“建设铁路，君自有把握；若练精兵，百万恐非易耳。”孙中山是一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袁世凯则是一个干练的现实主义者，他由小站练兵起家，自然知道练兵不易，而他特授孙中山以“筹划全国铁路之全权”，并说“君自有把握”，要么是不知建设铁路之艰难，要么就是有意恭维孙中山。孙中山说他修筑二十万里（十万公里）铁路，就当时的条件而言，实难达此目标，不过他心中的宏伟蓝图而已。据统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全国七十年共修铁路二万公里；截止2005年底，全国铁路实际运营里程七万五千四百三十八公里。也就是说，直到今天，全国铁路也未达十万公里。
实际情形是，孙中山在上海组织了一个铁道协会，视察费用耗去百十万两，铁路却是一公里也未修成。
1913年2月，孙中山一行考察日本实业及解决经营铁路经费问题。3月20日晚，宋教仁被刺，正在长崎的孙中山获悉，立即中止活动，于23日启程回国。
孙中山的建设理想由此化为泡影，不得不回到过去，继续投身政治革命，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袁世凯则“看透孙、黄除捣乱外，别无本领。左是捣乱，右是捣乱……我即举兵伐之”。
“宋案”爆发，昔日互相欣赏、对呼万岁的两位巨人立时“翻脸”，成为不共戴天的一对死敌。
不到两个月时间，各地讨袁相继失利，独立省份纷纷宣布取消独立，南方残存的革命势力几乎被袁世凯全部摧垮。“二次革命”惨遭失败，死难革命党人一万多人，被通缉或捕杀的旅长以上武职人员及厅长以上文职人员不计其数。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革命党人纷纷逃难日本。
检讨、反思“二次革命”，孙中山将失败之由归咎于内部不团结，行动不统一，纪律涣散，革命党人不能听从他的意见与指挥。“癸丑之役，文主之最力，所以失败者，非袁氏兵力之强，实由党人心之涣散。”特别是对国民党第二号人物黄兴，孙中山更是责备多多，他每提一议，比如“宋案”爆发后孙中山主张以武力先发制人，要到日本借款，拟亲赴南京兴师讨袁等等，都遭到黄兴的极力反对。为使革命党恢复到同盟会时期的战斗精神，以进行“第三次革命”，孙中山决心严格整肃国民党。1914年春，革命党重要成员聚集日本东京，孙中山决定改弦更张，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于志愿加入者，必须亲书誓约，严肃宣誓，接受“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等条件，并加盖指模。《中华革命党党章》还以入党时间之先后，将党员分为“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等地位不同的三种党员，并以“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先进公民”区别对待，享受不同的权利。与此同时，又严格划分党员与非党员界限，规定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不得有公民资格，造成党员与党员、党员与非党员之间的不平等，形成人为的党内隔阂与党群隔阂。
孙中山此种实行党权高度集中、党魁个人负责制的做法，将民主制度下的政党拉回到专制集权下的旧式会党，等同于混迹于江湖上的秘密会社，于一位长期追求民主与自由的领袖而言，无疑是一种严重倒退。
孙中山的做法遭到了黄兴等党内部分人士的强烈反对。其实，他们也并非从民主的角度提出异议，而是觉得宣誓、打手模之类的仪式有损人格尊严。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在铁的纪律与管理下，革命党人深入各省联络讨袁，举行暴动，施行暗杀，策动兵变，虽令地方军政要员闻风丧胆，却没有获得一次成功，就连声势最大的上海“肇和之役”，在1915年12月5日起义当天，就惨遭失败。
尽管如此，孙中山对反袁依然充满必胜信心，哪怕片刻的灰心犹豫，也不曾有过。他在给美国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深信不疑，我一定能比推翻满清更容易推翻袁氏政权，那一天为期不远。”
孙中山预言的“那一天”真的说来就来。袁世凯恢复帝制，在梁启超的策划下，蔡锷等人在云南率先发动护国起义，陷入四面楚歌的袁世凯在忧虑惶恐中病逝。讨袁护国成功，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所起的作用，只是部分协助而已。当然，与其说袁世凯败于他人，不如说他败于自己。如果不是他本人昧于时势，倒行逆施，最终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无论孙中山怎样下力“发功”，恐怕也一时难以将他拉下“马”来。
袁世凯一死，一切问题似乎迎刃而解。孙中山马上下令“罢兵”，停止一切党务活动，解散革命党领导的军队，“当息纷争，事建设，以昭信义，固国本”。再造共和成功，孙中山念念不忘的，仍是建设之事。千头万绪之中，仍“以交通便利为第一要着”。
然而，孙中山是怎么也回不到国家建设之路上去了。此时的他，又犯了一个相当天真而自信的错误，以为只要袁世凯一倒台，共和就有了保障。殊不知袁世凯之死，也就意味着北洋凝聚力的失去，中国社会，将陷入各路军阀纷争不息的混战时期。孙中山没有留下一支以作维持共和之用的强有力军队，等到事件猝发，形势窘迫，也就悔之晚矣——精兵强将解散易，组织难。于是，促成孙中山后半生的另一巨变即已潜藏其中。
于南京临时政府起草的《临时约法》之后，袁世凯曾于民国三年（1914年）又公布过一个符合他个人利益的《新约法》。《新约法》规定总统有如君主，可以独揽一切大权，参政院不过总统的一个咨询机构，总统只要经过参政院同意，就可解散立法院。在国人心中，《临时约法》已成为民国象征，“拥护民元临时约法，即所以拥护民国。”鉴于袁世凯之后的北京执政府以《新约法》为准，孙中山不得不重举大旗，再次发动护法运动，维护辛亥革命带来的民主共和制。
维护约法必以实力为基础，孙中山没有军队，缺乏实力，只有寻找合作伙伴，利用军阀反对军阀。1917年7月17日，孙中山借助陆荣廷、唐继尧等西南军阀势力，率章太炎、朱执信、廖仲恺、陈炯明等人南下广东，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组织护法军政府，被推选为大元帅。孙中山力主北伐，恢复约法，但西南各省军阀只是借重孙中山的影响，与北京政府分庭抗礼，“顺时势以保地盘”。孙中山处于西南各省军阀的要挟与“夹缝”中举步维艰，当他深刻地认识到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后，不得不愤而辞职，前往上海。
护法战争虽然劳而无功，但在运转过程中，孙中山也拥有了一支看似属于他的军队，这便是陈炯明的粤军。护法军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事事遇阻，唯有作为革命党人的广东省省长朱庆澜真心实意地拥戴孙中山，将他直辖的二十营警卫军拨给孙中山作为护法军的基干队伍，孙中山又以援闽名义，将这二十营人马交给部下陈炯明前往潮汕扩充整编，然后开赴漳州屯驻。孙中山为其提供枪炮，典押自己的房屋维持部队军饷。1918年4月，他离开广州前往上海途中，又专门视察这支队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