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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辍学回国，返回故乡翠亨村。
但孙中山终究不是“池中之物”，很快又转入香港继续念书，完成中学学业后，进入医校学习西医。当然，他在檀香山受阻于兄长孙眉的事情，很快就如愿以偿地得以实现——加入了基督教，剪掉了那根拖在屁股后面象征屈辱的长长辫子。1892年7月，孙中山在香港雅丽医校完成五年学业，以第一届毕业生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医师在英国被视为上等人，不仅具有颇高的地位，且经济收入相当可观。孙中山先后在澳门、广州行医，因其医术高明，一时间声誉雀起，求医问诊者络绎不绝。如果孙中山安于此道，一辈子满可以过一种优裕富足的平静日子。然而，医生仅仅疗治国民贫病羸弱的肉体，他的远大志向，则是“借医术为入世之媒”，“而从事于医国事业”——疗救满目疮痍、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以及几千年封建专制积淀下来的国民劣根性。
还在七八岁的时候，孙中山幼小的心灵，就播下了一颗排满、复仇的种子。追根溯源，种子的播撒来自他的广东老乡洪秀全。翠亨村有一村民冯爽观，早年参加过太平军，也曾亲眼见过“天王”洪秀全。太平天国失败后，他不声不响地回到故乡，依旧做那不甚起眼的农活。有事无事，他会在村头榕树下绘声绘色地给孙中山等一帮孩子讲述当年太平天国的故事，从起义之初到天国覆亡，孩子们刨根究底地问着，他则一段一段地讲着，孙中山总是听得兴致盎然、津津有味。一次，孙中山听着听着，竟情不自禁地叹道：“咳，要是洪秀全灭掉满清就好了。”冯爽观闻言，端详了一会儿孙中山道：“你长得很像洪秀全，长大后就做洪秀全吧。”正所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孙中山自此真的就以洪秀全自许，毫不隐讳地称自己是“洪秀全第二”。村里的孩子们也管他叫“洪秀全”，那些大人们有时也跟着自家孩子“洪秀全”长，“洪秀全”短地称呼他。做一个能够推翻满清统治的新的洪秀全，这便是孙中山儿时的具体追求与理想。
1884年中法战争失败，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满清政府的“政治不修，纲纪败坏”已无可救药，从小埋下的反抗种子破土而出，决心“倾覆清廷，创建民国”。正如他在《建国方略》中叙述的那样，于学业之余，“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发厥词，无所顾忌”，但附和者甚少，多以大逆不道、中风狂悖而避之。而真正促使孙中山下定决心放弃医业，开始政治斗争，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的转折，在于上书李鸿章的失败。
孙中山在宣传推翻满清革命的同时，对清政府多少还抱有一定的幻想，希望通过上书自荐，求知于当道的方式，改革弊端，以推动中国富强。因此，他早就酝酿着一份上清廷书。后来选择李鸿章作为上书对象，一是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的领袖，其思想的开明、时务的通达与新政的成效，着实感染了孙中山，认为他是“识时务之大员”；二是将李鸿章引为同道，因为他不仅信奉西医，还是孙中山曾经就读过的西医书院的名誉赞助人；三呢，是因为康有为的上书都不能上达“天听”，孙中山觉得自己既无功名又无官职，不会有官员敢于代呈，更难以到达皇帝手中，于是，就降格以求地转向朝廷握有实权的要员了。提及功名，我们不得不特别指出的是，作为一名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孙中山可能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没有陷入科举怪圈的人物。他没有参加过一次科举，就连这样的念头也不曾有过。
关于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过去流行的说法，是他经人介绍，在天津前往李鸿章处拜访，结果受到他傲慢无礼的接待。此外，还有孙中山冒死谒李鸿章，劝其革命等多种说法。但经史家严格考证，事实真相是，孙中山经人辗转介绍，上书还是到达了李鸿章手中，但并未予以接见。不是李鸿章摆臭架子或耍“大腕”脾气，而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正在在芦台督师练兵的他，哪有心思顾及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医生上书呢？因此，他经人反馈给孙中山的答复是：“打完仗以后再见吧。”后来他们俩虽有过多次“再见”的机会，但终其一生都没有打过一次照面。比如八国联军进占北京时，孙中山运动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割据独立，却因李鸿章奉旨北上议和而作罢。就在李鸿章北上途中，孙中山还暗地里救过他一命。维新派视李鸿章为死敌，孙中山的几个日本朋友也计划暗杀他，因孙中山坚决制止反对才没有下手。
至于当年那封呈给李鸿章的上书，李鸿章是否看过，也难说得很。其实孙中山的上书，虽是他十多年来苦苦探索的结晶，但与康有为上书皇帝激进的政治改革主张相比，只算得上一份温和的经济改革方案，他将富强治国的途径，主要归结为四条：“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物能尽其用则材力丰，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
连最起码的经济改革都难以付诸实现，孙中山一腔沸腾的热血，顿时化作点燃满清大厦的熊熊烈火。
孙中山乳名帝象，因母亲信奉村庙中的北方真武玄天上帝（简称北帝），故名；入学时取名孙文；后取号“日新”，在与外国人交往时，常以“日新”的谐音“逸仙”自称，所以欧美等国至今仍称他为孙逸仙；孙中山之名，乃由他在日本东京一家旅店投宿时使用的日本化名“中山樵”演变而来，以中国姓、日本名拼缀而成，成为人们对他的尊称。
孙中山在海外创立兴中会，成立革命党，组织革命军，致力于推翻满清政府，每次都以轰轰烈烈开始，以惨遭失败而告终。国人历来注重宣传强调宣传，舆论的力量之强大，有时真能达到“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地步。清廷的文告、报纸等宣传资料，都将孙中山视为土匪强盗，提及孙中山时，总是称他为“孙汶”。“文”字加上三点水，就不是秀美如文了，而是占据江河湖泊的草寇与强盗。清廷这么一宣传，不仅不明真相的群众以为他真的是什么红眉毛、绿眼睛的土匪大王，甚至许多维新党人、革命志士都对他产生了天大的误会。比如留日学生最先知道孙中山时，都以为他不过是广州湾的一名海贼；章士钊起先也有过类似误解，后见到孙中山一封手札，字迹雄伟，当即“骇异”，这才改变过去认为孙中山目不识丁的草莽英雄形象；最有代表性的是前清举人、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他最先知道孙中山，是从报纸上读到的孙汶造反，第一次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失败。他记住了孙汶这一名字，后来就一直关注他的行踪，长期以为他不过一名长相鲁莽、举止粗野的江洋大盗而已。十年后，即1905年春，已自命为革命党的吴稚晖终于在英国伦敦与孙中山见面了，他根本就没有想到站在眼前的孙汶或孙文，竟是一名态度诚恳、和蔼可亲的绅士！后来，两人不仅成为一对交往密切的好朋友，吴稚晖还加入了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历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等要职。吴稚晖在晚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起初不满意孙文，就是因为他不是科第中人，不是经生文人，并且疑心他不识中国字。到后来，才知道他手不释卷。”
作为一名被革命党人誉为“先知先觉天赐其勇”的领袖，孙中山所从事的革命事业要想扩大影响，获得广大民众的同情、理解与支持，可想而知要付出多大的坚持与努力。清廷除武力剿灭外，其混淆黑白、掩饰真相的宣传更是蒙蔽、欺骗了上自官僚，下至百姓的广大民众。孙中山除了武力暴动外，不得不“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一次次地宣传革命党人的政治主张。但在铁板一块的封建专制统治下，其收效总是微乎其微。一时间无法唤醒民众，孙中山只有依靠那些少数觉悟了的革命党人，以宝贵的生命为代价，在清廷力量相对薄弱的粤、滇、桂等边境地区，百折不回地发动一次又一次武装暴动。
要想撼动有着两千多年深厚根基的封建皇权，实在是难之又难。首先是认识，别说普通百姓，就是那些站在时代前沿的优秀知识分子，也难以认同。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从未出现过这样一位先知先觉者。专制的土壤诞生不了民主斗士，层出不穷的只是一些为封建专制“添砖加瓦”的臣民。西方文明伴随战争的炮火与硝烟进入中国，受武力侵犯、强权逼迫，哪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