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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梁启超的情形相反，康有为在中医无效平静等死的日子里，仅凭研读几本西医书籍，自己为自己诊断疗治，竟然“妙手回春”、死里逃生。梁启超贻误于西医，当时就有著名文人陈西滢撰文质疑协和医院，质疑西医：“腹部剖开之后，医生们在右肾上并没有发现肿物或何种病……他们还是把右肾割下了！可是梁先生的尿血症并没有好。他们忽然又发现毛病在牙内了，因此一连拔去了七个牙。可是尿血症仍没有好。他们又说毛病在饮食，又把病人一连饿了好几天。可是他的尿血症还是没有好！”陈西滢据此认为“西医就是拿病人当试验品”。此文一出，徐志摩等人撰文大力支持，社会舆论顿时哗然，西医一时成了众矢之的。尽管梁启超私下里也认为“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但他是西医科学的坚定支持者。面对一片反对西医的声音，躺在病床的他从维护科学与西学的角度出发，当即写下《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既为西医辩护，也是为科学辩护，希望人们不要因为个别病例的误诊而打倒西医，全盘否定西医的科学性。
借西方文明之火，以传统文化为薪，锻铸新型国民，像一根红线那样贯穿着梁启超人生之始终。他的毕生成就，既在学术、事功，更在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呼唤新国民。他认为中国乃“少年中国”，他自己也是“少年中国之少年”。他历来主张欲革新国家，必先革新国民的精神和思想。开展国民运动，最重要的就是塑造“现代青年”：“养足你的根本智慧，体验出你的人格人生观，保护你的自由意志。”他至死都在进行着启蒙广大民众的努力，号召国民关心国家、关心社会、关心政治，开辟新中国，建设新世界。梁漱溟曾在《纪念梁任公先生》一文中写道：“当任公（梁启超之号）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到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通，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赶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像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惠及当时一代人，而是长期持续着，施及今天乃至未来。
记得笔者十八岁那年读师范时，初见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一下子就被他那汪洋恣肆、辽阔奔放、一泻千里的激情与生动形象、诗意盎然、绚烂多姿的文字所吸引，不知不觉地深陷其中，直至花了几个早晨的功夫将全文背下，才觉得完成了一桩重大任务似的心有所安。尽管篇幅有限，我还是忍不住将《少年中国说》的最后一段抄录下来，作为本文结尾，与读者诸君共享：“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脔鞭箠之惨酷，唯我少年当之；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唯我少年享之……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孙中山：民国之父
鸦片战争在带给中华帝国炮火与灾难的同时，也开启了几扇认识西方世界的窗口，唤起了沉睡不醒的有志之士与部分民众。就地理位置而言，鸦片战争源于广州，因此，广州及其周边地区——珠江三角洲，相应地占有了得风气之先的条件与便利。撇开其他不谈，仅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重量级关键人物，仿佛惊雷霹雳般一下子就涌现了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四位。洪秀全出生于广东花县（今广州花都区），康有为的故乡是广东南海县（今佛山南海市），梁启超生长于广东新会县（今江门新会市），孙中山诞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这么多风云际会的顶尖级历史人物，突然出现在以广州为中心，半径约一百二十公里的区域内，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法国著名史学家、批评家丹纳认为，一种文明的发生、发展及性质取决于种族、环境与时代三大因素。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变化，究其实，也是一种文明的发展与转型——由传统农耕文明向西方工业文明的转化与变迁。种族因素姑且不论，环境与时代，的确成为极其重要乃至决定性的因素。
广州在清廷近两百年的闭关锁国中，是唯一的一直对外开放的商埠，又因其毗邻香港、澳门，较之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其他四处通商口岸有着更多的地理优势。珠江三角洲作为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一时间因缘际会、人杰地灵、风起云涌，也属势至所归。基督传教士经香港来到广州，正是他们的通俗宣传册子成为洪秀全“太平天国”的源泉、基础与动力；康有为若非涉足香港，由耳闻目睹的震惊，到大购西书而归的刻苦研读，就不会有此后的维新变法；梁启超最初虽未亲往香港、澳门，但他直接受益于康有为中西文化融汇的“乳汁”；孙中山则比他们三人走得更远，十二岁就由水路经澳门远赴美国檀香山，并在那里习业读书。
其实，早在孙中山之前，珠江三角洲就已走出了中国的第一位留学生——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广东香山人容闳。1872年，又是他，作为学生监督、驻美副使率领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三十名留美幼童常驻美国，长期浸润在“欧风美雨”之中。
孙中山“生而为贫困之农家子”，全家住一间简陋小屋，靠租种几亩薄田过活，难得吃上一顿米饭，常以白薯为食。家中自然无钱为他单独聘请塾师，七岁时，便在别家私塾中附读。九岁入村塾就学，村塾，是一种带义学性质的学塾，经费从村中公产田收入中支出，以资助贫困子弟求学。也就是说，孙中山在赴美之前，已熟读《千字文》、《三字经》、《幼学琼林》、《古文评注》等训蒙读物及“四书”、“五经”，奠定了一定的传统文化基础。
孙中山得以赴美，全赖远涉重洋的兄长孙眉。凭借自己的吃苦耐劳，孙眉在檀香山独自经营了一所农牧场，后又开设商店，使得全家的经济条件大为改观。1878年，孙中山在远赴异国他乡途中，“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檀香山的五年习业、学习生活，对年少的孙中山更是有着脱胎换骨的改造与变化。正是在这里，孙中山亲身感受到西方法制社会的良好秩序，读到了华盛顿、林肯等伟人的传记，接触到民主共和思想，娴熟地掌握了英语这门国际性语言，为此后七次周游世界从事革命活动，大量阅读西方原著，在海外联系外交、发表演说提供了极大便利。孙中山多次指挥革命党人进行军事活动，任过大元帅，可他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从未有过参军经历，仅在檀香山就读的意奥兰尼男子中学，上过兵操课。随着军事口令，孙中山摆动双臂，迈着健步，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对这适于现代武器的新式操练，孙中山不仅感到有趣，也觉得很有意义。这恐怕算得上他早年唯一的军事训练了。在檀香山，孙中山还想剪掉辫子，加入基督教，只是遭到哥哥孙眉的极力反对而作罢。但他后来还是因为反对偶像崇拜，扯毁关帝画像而惹恼孙眉，不得不听从他的安排，中途辍学回国，返回故乡翠亨村。
但孙中山终究不是“池中之物”，很快又转入香港继续念书，完成中学学业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