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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爆发。康有为惊惧万分，担心清廷被革命党人推翻，君主立宪成为一张画饼。于是，赶紧撰文抨击国会政党，斥责自由平等，抛出所谓的“虚君共和”政治理想。梁启超紧跟乃师步伐，也将“虚君共和”作为海外立宪党人的政治方针加以贯彻。但为了适应国同内迅速发展变化的政治形势，他又提出了“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八字方针。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就此结束。君主立宪派已是无皇可保，无君可立，面对民主共和的汹涌大潮，梁启超很快默认了这一新的现实，与顽固坚持“虚君共和”的老师告别，再次提请康有为退出政坛，不再过问政治。梁启超此举可谓一箭双雕，既表明了自己的政治追求，也为海外立宪党人回国接近权力中心作了一个有力的铺垫。但也遭到了康有为另外两名弟子——徐勤与麦孟华的不满，他们反对康、梁两派公开分手。于是，康有为与梁启超虽然政见不一，异途而趋，但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仍维护着表面的师徒情谊，保持着藕断丝连的关系与往来。
1912年10月8日，梁启超终于结束海外流亡生涯，乘船抵达天津，回到阔别十五年之久的祖国。面对达官名流络绎不绝的拜谒，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热忱欢迎，梁启超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与补偿；于喧闹的宴请与轰动的演说中，更是得到了一种浮华的虚荣与满足。对此，他在一封书信中写道：“盖上自总统府、国务院诸人，趋跄唯恐不及，下则全社会，举国若狂。此十二日间，吾一身实为北京之中心，各人皆环绕吾旁，如众星之拱北辰……”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但其所叙也确为当时各界欢迎之盛况。
此后的事实表明，梁启超并没有辜负国人对他的殷殷期盼与热切瞩望。特别是在袁世凯逆历史潮流而动，公然帝制自为期间，无论是作为反对帝制的精神领袖，还是作为护国战争的实际主帅，梁启超对推翻洪宪帝制，都起到了无可更替的关键性作用。
归国后的梁启超很快就投身到政治漩涡中心。为将民国纳入他所欣赏并为之追求的两党政治格局，一段时间，他对政党政治乐此不疲。1913年2月24日，梁启超正式加入共和党。为与国民党抗衡，又组织策划将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三党合一，力促进步党成立。宋教仁被刺案发生之初，就连梁启超也受到怀疑，被列为“刺宋之人”的“第二候补者”。其实，梁启超与宋教仁虽然所持政见不同，但他们惺惺相惜，都十分推崇英美式的两党制，一上台执政，一在野监督，互为一体，两者不可分割。宋教仁曾专程密访康有为，对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两人相互勉励。宋教仁说，你若上台执政，我愿在野相助；否则我当政，也请你善意监督。梁启超当即表示，一旦国民党执政，进步党愿以在野党身份在议会内进行监督。因此，被梁启超视为“我国现代第一流政治家”的宋教仁被刺，他不禁哀愤不已，对卑鄙无耻的暗杀行径撰文予以猛烈抨击：“歼此良人，实殆国家以不可复之损失。匪直为宋君哀，实为国家前途哀也。”梁启超的目光与视野显然高人一着，已明确预见到宋教仁被刺，将对国家与民族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与损失。
随着兴师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乘机扩大势力，扩张权力。梁启超环顾国内，觉得无人能与袁世凯相匹敌，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决定抛却前嫌，与“中国第一强人”袁世凯合作，拥护袁氏的开明专制统治。正如他在《护国之役回顾谈》中所言：“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梁启超的目的，欲通过自己的意志与努力，感化、影响袁世凯，促使他由开明专制走上立宪政体的轨道。他一再强调说：“开明专制者，实立宪之过渡也，立宪之预备也。”于是，进步党与袁系力量联手组建政权，成立了以熊希龄为国务总理的内阁。因司法部长梁启超、教育总长汪大燮、农商总长张謇以及熊希龄本人都是全国闻名的社会名流，所以熊希龄内阁又被称为“第一流人才内阁”。梁启超以其声望、经验与才干，成为这一内阁的骨干乃至灵魂。
然而，梁启超的希望很快就被无情的事实击成碎片，化为泡影。袁世凯以军警为工具，胁迫国会选举自己为正式大总统，此后，又在专制独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公然下令解散国会，踢开“第一流人才内阁”，废除曾经指天发誓遵守的《临时约法》，取消责任内阁制，下令撤销国务院，恢复清廷的大部分官场仪式，恢复文武官员的封建称谓，恢复祀天祭典，以复古运动为先导，将总统终身制引向帝制复辟的不归路。
由满怀期待到彻底失望，一旦袁世凯的称帝企图日渐显露，梁启超担心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赶紧背袁而去。鉴于梁启超的特殊地位及影响，袁世凯自然是百般劝慰、极力挽留，希望继续为他装点门面、迷惑他人。辞职不准，梁启超只有改请长假，但袁世凯只准假半月。无奈之下，便以“专事著述”为名，坚请辞职。袁世凯见梁启超去意已决，强留无益，只好准辞。
1915年初，袁世凯的帝制活动日益频繁，梁启超成为拉拢的重点对象，希望他在变更国体上投赞成票。梁启超“知祸将作，乃移家天津，旋即南下，来往于广东上海间”。在离津南下之前，为了民族与国家的未来，也为他们曾经有过的私人情谊，梁启超给袁世凯写了一封长信，劝其赶紧回头，不要称帝自为。他在信中写道：“启超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誉与中国以俱长，不愿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斩。”言辞之真诚恳切，真可谓“临书恻怆，墨与泪俱”。而袁世凯的回报，则是派出凶手，“各挟爆弹”，欲暗杀除掉之而后快。为阻止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梁启超不顾个人安顾，又与袁世凯的心腹爱将冯国璋一同北上力劝。当袁世凯一意孤行，复辟活动公开化之后，梁启超不得不发挥自己的特长，舞动一支生花妙笔，亮出“利剑”，写下传诵一时的名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批驳杨度等筹安会成员及美国人古德诺鼓吹帝制的观点，向全国人民鲜明地表达自己反对帝制的坚决态度。还在文章发表之前，袁世凯已有所闻，派人送上二十万元巨款，请求文章不要发表。梁启超自然不会为金钱所动。袁世凯又派人威胁不已，只因他深居天津租界，才免遭毒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在《大中华》杂志率先发表，道出了“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之语，很快就被京津各报相继转载，举国震动，成为护国讨袁战争的一首亮丽序曲。
袁世凯的称帝行为一旦暴露、公开，自然引起国内外仁人志士的强烈反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更是紧锣密鼓地开展武力讨袁，1915年12月5日，革命党人在上海发动“肇和之役”，结果以轰轰烈烈为开始，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就连实力雄厚的革命党人也惨遭失败，其他各反对派更是无力阻袁、反袁。于是，袁世凯加快了称帝的步伐，准备于1916年元旦举行皇位登极大典。
然而，袁世凯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另一支潜在而强大的反对力量正在密谋中形成。梁启超与蔡锷、汤睿等四人在天津商议对策，觉得旧国民党人逃亡海外，国内的许多军人、文人又被袁世凯收买，如果不将讨袁的责任背在身上，恐怕中华民国从此就要完了。蔡锷更是怒不可遏地说道：“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藉，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命去干这一回不可！”
梁启超由“联袁拥袁”，到“离袁劝袁”，最后不得不“反袁讨袁”，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政治时期也由此而拉开帷幕。
于是，就有了蔡锷在梁启超的精心安排下，由北京秘密逃至天津，又经上海东渡日本，转道台湾、香港、越南海防，然后乘滇越火车进入云南。梁启超则由天津入住上海租界，一方面遥控云南局势，一方面获取北京信息，同时争取南京冯国璋的支持。
1915年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人向全国通电，宣布云南独立，反对帝制，武力讨袁，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袁护国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