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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以锐意进取、狂飙突进、摧枯拉朽之势，进行一场从上到下的全面改革。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轰轰烈烈的清末维新变法就此拉开序幕。
这是一场仅仅存在了一百零三天就告夭折的变法，所以又称“百日维新”。关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袁世凯叛变告密之类有关戊戌变法的记叙与资料实在是多之又多，在此，我们没有必要重复饶舌，仅从康有为的角度，对这场见仁见智的运动稍作审视。
作为改革的总设计师，康有为与实际领导人光绪皇帝之间，仅在维新变法运动开始之后，即1898年6月16日，才有过一次两个多小时的召见，这也是他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见面。这次会见，君臣之间可谓推心置腹，康有为给光绪出了不少好主意，如建议不撤旧衙门，只增新衙门；不革旧大臣，只擢用小臣，多召维新人士破格提拔；所有变法都以诏书下发，不交各衙门复议，以避免议驳减少阻力；还定下了废除八股的基调，并提及如何筹措资金、译书游学等诸多事项……这场谈话的信息量不谓不大，密度与质量不谓不高，但如棼丝般的诸多问题，仅凭这两个多小时，怎能一一解答、解套？
康有为被召见后，光绪帝想委以重任，召集军机大臣相商，结果再次受到守旧官员嫉恨，仅建议让他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光绪帝无奈，只好给了他这么一个六品闲职。为避嫌疑，也不敢再行召见，便特许他专折奏事之权。于这赐予的特权，不知什么缘由，康有为一次也没用过，每有新的谋策及所编书籍，仍由他人代递。只有上呈，没有下达，光绪帝与设计师无法沟通交流，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必然大打折扣。最要命的是，变法第四天，慈禧太后就强令光绪帝下诏，以“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为由，令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开缺回籍”。翁同龢不仅是光绪的老师，也是他的左右手与主心骨，无论大事小事，他都要与翁同龢商量。没有翁同龢的支持、推荐与激励，康有为的上书无法呈达光绪之手，光绪也不可能痛下决心振作精神奋发有为。作为支持维新派的重臣与帝党领袖，翁同龢一去，等于失去了变法的核心人物，光绪帝神情恍惚，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无法自持自重。叶昌炽在《缘督庐日记》中写道：“康梁之案，新旧相争、旗汉相争、英俄相争，实则母子相争。”翁同龢如若留任，别的不说，最起码可在光绪与慈禧之间起一种至关重要的调和作用。戊戌事变后翁同龢为此不禁叹道：“老臣在，不至决裂至此。”戊戌之变惹怒慈禧的，主要是康有为针对她个人的兵变之举。作为女人的慈禧一激怒，就完全失去了理智，将中国的政局弄得一塌糊涂，结果走向了维新变法、发愤图强的反面。
变法中的光绪帝一直处于真正的孤家寡人状态，他在朝廷中的几乎所有支持者相继被慈禧除掉——志锐遭遣，文廷式革职，翁同龢被逐，就连过去在帝、后之间起缓冲作用的军机大臣李鸿藻也于1897年死去。“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无人可以咨询、商量、交流，本来就神经质、好冲动，并患有忧郁症的光绪皇帝，稍不如意便显得躁动不安、暴怒难抑、一意孤行。他总想将一应大事一口气办成，据不完全统计，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颁布的新政谕旨多达二百八十六件，内容包括政治制度、机构改革、发展工业、建设铁路、开办银行、改革教育、加强国防等等，涵盖面之广，几乎包括了社会的每一层面。年仅二十七岁的光绪帝在没有经验、没有左右臂膀、没有强大支持势力等情形下，不免操之过急，忽略了改革的阻力与艰难，忽略了事情的发展与进步得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人们往往将维新变法的失误大多归罪于康有为，认为是他的书生之见与急于求成所致。其实，只要我们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康有为这种“黑锅”背得实在有点冤枉。他不仅没有掌控、左右政局的实权，就连与光绪再见一面的机会也不可得。康有为与皇帝之间的联系，便是上书“遥控”。光绪招惹慈禧最早动念发动政变的事件，便是下旨撤除衙门与裁汰冗员，慈禧曾特别“指示”，二品以上官员的任免必须经过她的“首肯”。光绪一气之下将怀塔布、许应骙等礼部六堂官全部罢免，好比捅了一个“马蜂窝”，惹得一班干臣向慈禧大告恶状。其实，康有为在与光绪的唯一一次交谈中，就明确建议，不撤旧衙门，不革旧大臣。光绪一激动一发怒，就忘了康有为的“指点”，身边又无“高参”筹划，“导火索”就此点燃。康有为不能及时地将自己的谋略上达天听，君臣无法密谋决策，难以校正改革的失误。戊戌维新变法，既缺乏通盘考虑，也没有什么有条不紊的规划与切实可行的措施，更谈不上稳扎稳打、循序渐进，基本上是光绪独自一人，按照康有为过去的上书内容，参照俄国、日本的改革经验，在一种急躁失控的情绪之下，“跟着感觉走”。如果说在促成光绪帝毅然下定决心变法时，康有为的确起过关键的决定性作用，那么在改革的具体路径及施行过程中，他所发挥的实际作用，显然被夸大了。
当然，康有为在百日维新期间，也有着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国家的积弱，社会的保守，国民的惰性，几千年的沉重包袱非一日所能形成，更非一日所能丢弃。作为一介书生，康有为缺少从政经验，把改革看得过于简单。比如军机大臣召见时，他与因署任直隶总督前来谢恩的荣禄在朝房相遇，荣禄问他有何“补救时局之术”，康有为说：“非变法不可。”荣禄道：“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康有为回道：“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可见康有为对待变法的认识与态度，显然太过天真草率。涉及制度的深层次改革固然需要流血，但不是杀几个高级官员就能解决根本问题的。以为改革一蹴可就，没有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将原本可争取的对象，也推向了变法的对立面。
康有为一个最大的失误，就在于不懂得中国黑暗的官场学，看不到事情的实质，抓不住问题的关键。他以为只需打动光绪皇帝，改革大业就可一帆风顺了。如果换上另一个朝代与另一个皇帝，事情也许可行，然而，他似乎半点也不明了光绪的后面，虽隐实显地坐着大权在握、虎视眈眈的太后。就连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重臣都畏之如虎，且能将他们玩弄于股掌间的慈禧，康有为竟然视而不见。慈禧太后虽然归政，可她仍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对此，就连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也看得十分清楚，他说皇上“无赏罚之权，全国大柄，皆在西后之手，而满人之猜忌如此，守旧大臣之相嫉如此，何能有成”。要想变法成功，对慈禧太后唯有争取，得到她的同情、理解与支持，不能忽略她，万不可刺激她，更不能惹怒她。康有为似乎从来就没考虑过慈禧太后的威严与力量，是无意间的疏忽，还是有意为之？最后，他也将改革的成败与否归于慈禧，只是这种归结的落脚点，不是化解矛盾，而是完全激化，结果势不两立。他想利用袁世凯，史家学者们都说他过于轻信了一个两面三刀的阴谋家。问题的症结不是轻信与重用，而是他在考虑动武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过，根据当时的情势与权力格局，不存在围园擒后这种可能。如果没有此谋与袁世凯的告密，维新变法也会中断或者延缓，但不可能被恨得咬牙切齿的慈禧全盘推翻，慈禧也不会产生废除光绪另立新帝的念头，更不会发生由一系列因素而形成的合力所导致的八国联军进占北京……
中国古代社会的每一次重大变革，从王安石变法到张居正改革，再到戊戌维新，皆从儒家原典与传统社会寻找变革动力，结果无一不以惨败而告终，这也说明中国传统社会缺少变革的内驱力，缺少转型的机制与可能。
在戊戌维新的最后时刻，康有为欲挽狂澜于既倒，除密谋由谭嗣同策反袁世凯外，还策划由毕永年带一百人进颐和园捕杀慈禧，又想利用大刀王五及湖南会党发难，还向英、美公使求援，并让伊藤博文在觐见慈禧太后时“剀切陈说”使她回心转意……他尽心尽力做了所能做的一切，将个人的生命能量发挥到了一种少有的极致，虽无力回天，但其精神与勇气着实可嘉。
也许是意识到了维新变法在最后时刻的重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