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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并不可怕，先进也不可恃，它们是一对可以相互转换、有着内在辩证关系的概念。只要具有清醒的认识，将落后变成压力与动力，急起直追，迎头赶上并有所超越，落后就转换成了先进。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的落后，西人的先进，经过儒家文化的“诠释”，就完全变了样，走了形，并且产生了一种互相置换的效果。比如西方先进的器物，在天朝无所不有的傲慢面前，竟成为“坏人心术”的“旁门左道”与“奇技淫巧”；凡介绍海外的书录，一概斥之为“海外奇谈”；贸易经商遭遇农本主义，变为舍本求末；追逐利润在理学仁义面前，实属小人之举；君主立宪比照皇权至上，有如大臣擅权；英国女王主位，西方男女平等，在男尊女卑观念影响下，就成了“牝鸡司晨”之类的所谓“夷俗”……最先进的东西，在儒学教义的“聚光灯”下，全部变为荒诞可笑的物事。
鸦片战争打了两年多，清军在历次战斗中一败再败，没有打过一次胜仗，却从不吸取教训，想过要去了解对方学习对方；中英《南京条约》刚一签订，道光皇帝以为天下从此太平，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即下令沿海各省撤军，以节省浩繁的军费；鸦片战争结束，东南沿海重筑海防工事，各地依照原样修复，从来就没有想到应该加以改进；1842年11月，广东意欲仿造一艘西式战舰，内地工匠不懂技术，想从澳门雇用“夷匠”，道光得知后，连忙下旨阻止，国家宁可不要近代化的军舰，也不能让那些“夷匠”入境伤风败俗扰乱军心民心；1843年7月31日，美国众议员顾盛带着总统泰勒的授权缔约证书及呈交清帝的国书乘舰离美，同时带来的，还有送给清朝皇帝的礼品：航海地图、地球仪，六轮手枪、步枪，蒸汽战舰及蒸汽挖掘机模型，关于构筑要塞、造船、海陆军战术、地质、化学等方面的书籍以及《美国百科全书》，还有电话机、望远镜、气压计、温度计等等。这些呈送的礼品固然有炫耀美国军事科技优势之意，但确属战败后的中国所急需。然而，它们仍被清朝官员视为“奇技淫巧”给谢绝了……
鸦片战争虽使国人认识到了西方的船坚炮利、威不可挡，可就是固步自封不肯学习。以致1856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清朝竟没有丝毫改变，几乎完全重复着过去的失败与错误。十四年时间，无数将士的鲜血，惨痛的教训，竟白白付诸东流。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既是一种辉煌与骄傲，也会形成包袱与惰性。黑格尔说东方文明是一种凝固而静止的文明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也道出了部分事实。凝固与静止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祖宗之法不可变”——中国最难办的事情便是改革过去，改变现状。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太难改变了……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又说要想将一张桌子由这个房间搬到另一屋子，都会打得头破血流。美国著名学者，世界最负声望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对此也作过相当精辟的论述：“中国有一种深藏不露的文化优越感。当然，正因为这样，他们在现代落后状态中受到的耻辱感觉，也就格外强烈。总而言之，中国要现代化不得不比多数国家走得更远些，改变得更多些，就是因为停滞不前为时太长了。结果是有一种强大的惰性扼制力，使中国的革命性变革有痉挛性，有时内部抑制住了，有时还带有破坏性。”
关于英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国人对其认识实在是太模糊了。因为妄自尊大，自认老子天下第一无与伦比，所以从来就没想过要去了解他人，认识那些遥远而陌生的事物。仅有关英国的称谓，就有英伦的、英吉利、底里、兰墩等十多种，致使那些奏议夷务的大臣也错以为它们属于不同的国家。而对英国实际情形的了解，仅知它是一个远隔万里的外夷小国，在西洋诸国中相对富强，而且这种富强也是因为购进中国茶叶转手卖给其他小国从中获利所致。清朝大臣孙玉庭就曾得意非凡地对嘉庆皇帝说道：“如果天朝禁止茶叶出洋，则英国会穷得没法活命。”嘉庆皇帝一听，自然是哈哈大笑不已。抱这种观念的清人并非少数，他们从英商大量进口中国茶叶、大黄的事实出发，想当然地认为英人吃的是牛羊肉磨成的粉，食之不化，离了茶叶、大黄，就会“大便不通而死”。
国人根据远道而来的西人外形，更是推导出许多啼笑皆非、一厢情愿的“事实”，比如从紧身裤与打绑腿的装束习惯得出所有西方外夷都是“腿足裹缠”；由葡萄牙兵采用踢腿式的“正步”行进方式，推想外夷“屈伸不便”；由英人不愿向皇帝行跪拜礼，误传其膝关节有问题……所有这些附会臆测加在一起，就得出了如下结论：英人不会弯腿，一旦离开舰艇登上陆地，就会不断地摔跟头。即使刚到广州的林则徐也有过如此见识，他在一封呈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写道：“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直到英军上岸攻城略地，清军一败再败，道光皇帝还是不太相信英人真的能在陆地打仗而不摔跟头。
其实在中国几亿民众中，真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则非林则徐莫属。
到达广州前，林则徐就已掌握了一些有关英国及西方的情报，但显得相当零碎不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作为一位相当成熟的政治家，林则徐认为“欲制外夷必先悉夷情”，抵达广州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深入调查，掌握有关英人的第一手材料。他放下钦差大臣的架子，突破官规约束，拜访对“夷情”与沿海形势颇为了解的梁廷枬，获得不少“夷务”方面的知识；他找来外国人询问对外贸易及英国动态，派人打探“西事”，指点“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处打听，按日呈递”；他亲自前往澳门视察，了解外情；他请来四名英文译员大量翻译外文资料，从英国自由贸易派商人主办的《广州周报》、《广州纪事报》、《新加坡自由报》及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主办的《中国丛报》中获取富有价值的信息，将译成中文的《澳门新闻纸》加工为《澳门月报》，分为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等五辑；他翻译英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一书，定名为《四洲志》，最近又新发现了一份林则徐在广州探求西方知识的珍贵记录《洋事杂录》；出于对敌斗争及对外交涉的需要，林则徐还着人迅速编译《国际法》，他也因此而被誉为中国引进国际法的第一人，中国近代外交事业的先行者，中国国际法学的开山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时年五十五岁的林则徐还积极主动地带头学习外语，掌握一些英语及葡萄牙语词汇……
林则徐对西方的了解，主要是欧洲国家的历史、地理、法制、时事、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方面的知识。他了解得越多，心中原先所具有的“天朝优越感”就一点点地消失殆尽。林则徐对西方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相当艰难而痛苦的转变过程，由“通时务”变为“通夷务”，从严禁鸦片过渡为奖励通商，最后发展为“师夷长技以制夷”。
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已敏锐地认识到，中国要想改变政治腐朽、军队腐败、积贫积弱的现状，要想成为军事强国不受欺凌，唯一的方法，就是学习、效法西方。为此，林则徐尽其所能地开展了一系列引进、改良军队装备的活动，集资向葡萄牙购买了百门西式大炮装备沿海炮台，按西方式样仿造新式兵船，还指令公行商人集资买下一艘西方货船进行改装，配备三十四门大炮编入水师。在中国军事史上，林则徐是把海战上升到战略高度的第一人，也是提倡建立近代海军的第一人……林则徐的努力尽管收效甚微，但这些向西方学习的实践活动，实为此后洋务运动之滥觞。
当然，作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也免不了自身与时代难以超越的局限。比如刚到广州时，也持“天朝大国”、“物产丰饶”等观点，认为茶叶、大黄是“制夷之大权”，“中国只要闭关绝市，便能置英国于死地”，夷人若没有中国的茶叶、大黄，“即无以为命”，所以对不法外商果断“封仓”，不让茶叶、大黄外流；他与对手义律交锋近一年，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