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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七年（1891年），康有为在拜门弟子陈千秋、梁启超的邀请下，先于广州闹市中心的长兴里邱氏书屋开堂讲学，后因“来者日众，旧址不敷周旋”，校址一移到卫边街邝氏祠，再移至广府学宫文昌殿后的仰高祠，正式命名为“万木草堂”，取万木培植成栋梁之意。学堂所收学生，不论门第贵贱、年龄大小、学问高低，只要接受维新变法理论，皆可进入深造。招生方式别具一格，授课更是别开生面。康有为根据自己的求学问道经验，从变法的需要出发设置课程，以孔学、佛学、宋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可谓上下古今兼顾、中西文理俱备。康有为每天都要给学生授课四五个小时之久，所讲内容“以穷理创义为要旨……求广大之思想，脱前人之窠臼，辟独得之新理，寻一贯之真谛”。此外，学生主要靠自己读书、写笔记。万木草堂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室，据学生回忆，“是以康先生所藏书为基础，同学们家藏的书，则自由捐献”而成。学堂“每人给一本功课簿，凡读书有疑问或心得即写在功课簿上，每半个月呈缴一次”，然后由康有为批示作答。学堂不分年级班次，也没有考试制度，“全在功课薄上窥察各人造诣之深浅”。应该说，万木草堂不仅是中国第一座引入西学为传授内容的新式私人学堂，也是第一座以素质教育为主的学校。
康有为切入社会的方式无疑是十分高明的，对上，呈书以打动皇帝；于下，通过培养一批维新变法的知识分子骨干力量，从而启迪、唤醒广大民众。“草堂徒侣，康门弟子，其全盛时，数以千计，盖遍于各省矣。”据统计，从1891年最初的长兴学舍，到1898年清廷下令封禁，万木草堂先后培养学子达三千余人，不少成为维新变法的栋梁之材。
从学问到实践，从底层到上流，康有为经过一番不懈探索，对社会现实，也算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他清醒地意识到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荼毒之深，改革之艰与变法之难，决心从理论方面入手，推翻顽固的守旧体系，树立崭新的变法思想，以达启蒙、维新、变法、富强之效。为此，康有为创作了他的成名作也是早期代表作《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
不少学者认为，康有为的两部奇书《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渊源于晚清著名的经学家、思想家廖平的《知圣篇》与《辟刘篇》，有人干脆就说两书抄袭廖平。说者言之凿凿，廖平本人当年就有指控，而康有为却极力回避甚或否认，倒是弟子梁启超较为客观持平，说老师康有为“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学”。
按理说，一位集中西学问于一身，并以“圣人”自诩的大家，完全没有必要去做抄袭他人这种偷偷摸摸有损道德声望的事情。廖平为今文经学大师王辏г思懊诺茏樱握胖茨涣牛簧萄担饕芯烤В跃Я渲疲髡拧白鸾褚止拧薄Ｋ耙止拧彼枷胄闯伞侗倭跗罚衔吨芾瘛返裙盼木嘤闪蹯痹欤灰浴白鸾瘛彼枷胄闯伞吨テ罚滴骱航裎木庞煽鬃痈闹贫鳌？涤形肓纹皆缇拖嗍断嘀苍垂饬讲渴指濉Ｒ桓鑫蘅筛频氖率担蔷褪强涤形隙ù恿纹降闹鲋惺艿狡舴⒂胗跋欤⒃搿缎卵本肌酚搿犊鬃痈闹瓶肌分小４醋魇艿狡舴⒂跋欤盟俗柿鲜且换厥拢蛴质橇硪宦胧铝恕Ｔ诖耍颐俏抟饪贾ふ绫穑鲎胖赜谧髌返挠跋煊肴嗣堑娜峡桑嵝挠诿拦д吡形纳凇度褰碳捌湎执恕芬皇橹兴裕骸安还芸凳欠褚晃怀撸撬傥２痪宓馗谋淞死贰！�
同样是对“新学伪经”的考订，廖平的着眼点在于经学正统的学术问题，而康有为却将其纳入变法改制、救亡图存寻找理论根据的政治框架。秦始皇焚书坑儒，人们以为六国典籍及民间藏书已被烧尽，汉代秦立后，便四处搜求耆老宿儒，凭借他们的口耳相传、记忆诵读，硬是复原了昔日的孔子六经。及至汉武帝末年，事情陡然起了变化，一批藏得很深、未被焚毁的典籍陆续被人发现。如此一来，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经书，并形成了两个分歧日甚、相互排斥、水火不容的学派——今文经学派与古文经学派。今文经学推崇孔子，认为他是“托古改制”的政治家，身受大命的“素王”，以治《公羊学》为主；古文经学则将时代推得更远，崇奉周公，以治《周礼》为要，认为六经不过是一些史料，孔子仅是一位史家而已。先是今文经学盛行，到了西汉末年哀帝时，一位致力于古文经学研究的学者刘歆助王莽篡权，被封为国师，于是古文经学成为官学与显学。因王莽篡汉建立的朝代名新朝，于是，刘歆的古文经学又称新学，意即“新朝之学”。自此以后，今文经学便一落千丈，直到清道咸年间，才慢悠悠地缓过一口气来，大有死灰复燃之势。
《新学伪经考》中所要考证的，就是刘歆所传经学的真伪，对他一手捧起来的古文经学予以否定。经过一番论证，康有为得出的结论是，秦始皇焚书，并未毁及六经，汉初所传，全是孔门足本；因此之故，西汉经学，便无所谓古文者；大凡所传古文，皆为刘歆伪作；刘歆之所以作伪，就是为了湮灭、搅乱孔子的微言大义，帮助王莽篡夺政权。
康有为拿刘歆与新学“开刀”，得出了一切古书都需重新考证、检查、评估的结论，动摇了正统清学的立足点，也就难怪梁启超将其视为“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了。
如果说《新学伪经考》是“破”，那么《孔子改制考》便是“立”。不破不立，有破有立，边破边立，这才是康有为离经叛道的本意与目的所在。
《新学伪经考》以今文经学为正宗，奉孔子为圣人，认为自东汉以来的孔子六经全为刘歆伪篡，那么，孔子的“真经”与“大义”到底是什么呢？这，便是《孔子改制考》所要解决的问题。
又是一番考据论证，康有为得出了新的结论：《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先秦六经为孔子亲作，但其中关于神农、黄帝、尧、舜、禹以及上古文物、制度均不存在，全为孔子假托。孔子何以“托古”造假？在于先秦时期，周衰礼废，为求通达，孔子不得不进行“改制”。如此一来，圣人孔子就成了中国最早的改革先师与样板。
至于孔子设计与改革的具体内容，康有为给出的答案是，孔子将社会发展的过程分过必须经历的三个阶段，即据乱世、升平世与太平世。据乱世对应于君主专制时代，升平世为君主立宪时期，而太平世属民主共和时代，此乃人类社会的最终归宿。于是，康有为笔下的历史观，再也不是传统的治乱循环模式，而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过渡的发展史观。
康有为认为目前中国所处的时代，正是升平世，按照孔圣人在两千多年前早就设计好的蓝图，就是要废除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
《孔子改制考》的目的，由此昭然若揭，不过凭借孔子的权威，利用他的神圣，打着他的旗号，行社会改革之实。此书一出，所带来的实际效果，是继《新学伪经考》的“飓风”之后，又在思想界造成了一次更加震撼的“火山大喷发”。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陆军在朝鲜一触即溃，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日军海陆并进直入中国领土，京城岌岌可危。清廷不得不屈辱求和，准备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
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闻讯，不禁义愤填膺，拍案而起：“呜呼噫嘻！万里之广土，四万万之众民，而可有此约哉！”当即奋笔疾书，以一天两夜时间，草拟了一份一万八千多字的上皇帝书，是为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内容主要有三：一曰拒和，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二为迁都，“旅顺已失，威海既隳，海险无有，京师孤立”，建议迁都西安，变被动为主动；三是练兵，以强天下之势，然后力战；四乃变法，提出富国、养民、教民、革新庶政等变法方案。
《上清帝第二书》写成，康有为在弟子梁启超、麦孟华等人的帮助下，联络广东、湖南两省以及全国各地前来京城应试的举子签名，共同上达皇帝。因汉代实行征辟制度，凡征召入京任职的文人学士，全以公家车马接送，时人称为“公车”。科举选士制度确立，入京参加考试的举人没有这种待遇了，但“公车”之名却沿袭下来，人们仍以“公车”称呼那些入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