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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的矛盾越积越深，慈禧确确实实地感到自己的权力与权威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与威胁。已经听政四年的慈禧，对处理政事、控制官员早已驾轻就熟，哪怕没有经验丰富、精明能干的恭亲王辅助，也能使帝国正常运转了，于是，她决定踢开不听使唤、碍手碍脚的奕訢。正在这时，善于观察时局、见风使舵的编修蔡寿祺摸准了慈禧与恭亲王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脉搏”，决心投靠、效忠慈禧。1865年3月30日，他上疏参劾恭亲王，列举出奕訢所谓的四大罪状：贪墨、骄淫、揽权、徇私。慈禧如获至宝，乘机发难，以同治皇帝名义宣布两宫皇太后懿旨：“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以示朕保全之至意。”
诏书一发，顿时惹得“朝野骇愕”，中外一片哗然。不论是宗室亲贵，还是部院大臣、外省督抚，都为奕訢鸣不平，他的一班心腹干将更是纷纷上书抗争，就连洋人也有干涉之意。这是一场双方都没有料到会出现如此局面的较量，慈禧感到了奕訢力量之强与影响之深，立时罢免，时机尚不成熟，但谕旨已下，又不便收回，弄得她十分棘手；奕訢仗着自己的身份、能量与才华，以为慈禧奈何他不得，等到谕旨下达，方知这位嫂子非同一般，是一名不可小觑的铁腕人物，最让奕訢不得不有所顾忌的是，小皇帝同治为慈禧儿子，她可随意控制利用，以皇上名义堂而皇之地颁发具有慈禧个人欲望与色彩的圣旨，君命如山倒，任是谁也无法抗衡。也就是说，慈禧握有至高无上、为所欲为的绝对权力，稍有不慎，奕訢极有可能像肃顺等顾命大臣那样人头落地。他越想越忧虑，越想越害怕，不得不赶紧表示让步。这对骑虎背难下的慈禧来说，正好也有了一个台阶，于是，她传旨召见奕訢，面加训诫。奕訢刚一进门，就双膝跪地，痛哭谢罪不已。慈禧眼见目的已经达到，迫于内外压力，令恭亲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但议政王的头衔则给摘除了，目的是“以示裁抑”。
慈禧与恭亲王奕訢的权力之争，最终以慈禧的胜利而收场，她的地位因此而变得更加巩固，权威变得更加尊崇，往后去，再也不会有第二个“愣头青”胆敢与她公开对阵叫板了。恭亲王经此打击，“事无巨细，愈加夤畏之心，深自敛抑”，往昔的傲气、锐气、志气等风骨全然消失，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变得唯唯诺诺、谨小慎微。
垂帘听政名义上是两宫主政，但大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主宰者唯有慈禧一人。在长达二十年的共同主政期间，慈安与慈禧只在两件事上有过不快：一次是慈安命令山东巡抚丁宝桢诛杀慈禧宠爱的太监安德海；另一次是同治帝挑选皇后时，慈安与同治帝绑在一块，与慈禧唱反调，选中了她不喜欢的阿鲁特氏。此外，便无任何重大分歧与争执的记载，两人一直保持着相当融洽和谐的关系，这在中国古代后宫史上也极其少见。于是就有人发挥想象，说这种长期的平衡关系，主要是慈禧慑于咸丰帝临死前留给慈安太后的一纸诏书，他担心慈禧以子为贵、擅权跋扈、难以控制，命慈安在关键时刻亮出密诏，制服慈禧，将其处死。所以慈禧一直小心翼翼不敢躐等，虽长慈安两岁，但仍严守嫡庶之分称她为“姐姐”，一应政事明知慈安没有异议，事先也要请示一番，“恂恂不敢失礼”。其实，这正是慈禧的虚伪狡猾之处，是她工于心计的表现，所谓如达摩克利斯利剑般悬于头顶的密诏纯属子虚乌有。
然而，就在她们俩相安无事二十年之后的一天夜间，慈安突然身亡。
先是慈禧患血崩病卧床不起，这时的皇帝已由同治变为更加年幼的光绪，一应政事只得听由慈安一人打点。等到慈禧病愈之时，前一天还在召见军机大臣处理国事，身体并无半点异样的慈安却于二十四小时内暴病而卒。当然，清廷留下的官方记录只能是“正常病死”；而以民间视角观之，神秘的死亡与慈禧机诈、阴柔、残忍的个性结合在一起，自然要生发出许许多多的想象、猜测、怀疑与推论。于是，就有了慈禧逼迫慈安“吞鼻烟壶自尽”与慈禧暗下毒药杀死慈安这两个不同“版本”的传说。
到底是正常死亡，还是慈禧谋杀？专家、学者对此进行过许多合理的研究、分析与解释，大多认为慈禧没有必要毒死慈安，也就是说不具备充分的“作案”动机。但是，也没有无可争议的确凿凭据予以证伪，难以彻底驱散迷雾、解开疑团、廓清事实。
不论慈安属何种死亡，总之是对晚清的影响相当之大。尽管慈安清心寡欲不闻政事，也少有政治谋略与手腕，但只要她在世一天，就能《“文》多多少少《“人》地对慈禧《“书》构成一种无形《“屋》的威胁与潜在的压力，不得不心存几分顾虑与忌惮。慈安逝世，哪怕木偶般的“摆设”也不复存在，纱帘后长期一左一右的并排格局变成了舍我其谁的唯一，直到此时，慈禧才真正实现了高高在上、唯我独尊的“远大理想”。
在中华帝国的版图上，慈禧就是主宰，就是真理，就是一切，只要愿意，她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为所欲为。
然而，她尚不能做到癞子打伞——无法无天的地步！
自哥伦布航海大发现以后，整个世界便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地向近代化、一体化过渡，封闭了几千年的古代中国被裹挟着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先进与腐朽、文明与野蛮、侵略与抗争进行着一场场血与火的殊死搏斗。作为满清帝国的主宰者、决策者与“发言人”，慈禧个人的一举一动关乎近代中国的发展进程与走向，受到西方列强的高度重视，只要不合乎他们所认可的标准与要求，就要对其进行规范与约束。慈禧固执地以为，我在自己的国土行事，并没招你惹你，洋人凭什么多管闲事？据德龄《御苑兰馨记》所载，外国使节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常使得慈禧怒火中烧：“他们凭什么要对不起我呀？这又不是他们的国家，他们根本管不了我们的家事！我罚我的百姓还罚不起吗？我派到国外的外交大臣要是也批评他们的国事，他们的政府能喜欢吗……他们不喜欢我们的生活方式，但我们只要自己喜欢好了。他们不喜欢尽管可以离开，我们又从没有去请他们来。”举一个类似的例子，就好比家长惩罚自己的孩子，将他打得死去活来，邻居出面劝解，甚至呵斥、阻止，家长会觉得我毒打自己的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外人凭什么指手画脚、说三道四、横加干预？对此，我们不能以粗暴干涉之类的语汇简单界定，这里面涉及教育方法、自由人权等许多复杂的问题，并非三言两语所能道清。
洋人的不时干涉弄得慈禧权威受挫、颜面受损，而西方列强又过于强大，她不得不忍气吞声，将怨恨压在心头。一直隐忍，长期压抑，发展到最后，慈禧终于在忍无可忍的情形下“拍案而起”，来了一个总爆发，丧失判断能力与个人理智地作出震惊中外的决定——同时向西方十一国列强宣战，要将所有洋人赶尽杀绝！
慈禧走向歇斯底里的狂怒失控状态，使得中华民族差点陷入亡国灭种的万劫不复深渊，这是一系列有着连锁反应的因果链，外力与内因多重合力长期作用的结果。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联军进军北京，慈禧极力劝阻咸丰帝逃奔热河，要他留在京城抗战到底；于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她也极力主张杀掉；清廷与英法议和，签订《北京条约》时，慈禧“深以为耻，劝帝开衅端”……从慈禧早期的这些反应与表现来看，居于深宫的她虽熟谙政治权谋，但对西方的认识，仍跳不出传统的“蛮夷”观念，对清朝的综合国力及西方各国的情况根本就不了解，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想当然及情绪化的味道，这种外交基调对执掌实权后的慈禧影响至深。
慈禧在辛酉政变中成为清廷的实际掌权者，因积极支持洋务的开明派代表人物奕訢与她为难，慈禧突如其来地对他作出革去一切差使的决定，洋人对此极为不满，处处干涉。1884年她五十岁生日之时，本想上上下下地庆祝一番，结果中法战争爆发，搅了她的好事，虽然耗银十一万两置办许多行头砌末，可哪里还有什么心情过生日？好不容易熬过十年，等到六十寿辰之时，六十花甲，一个十分吉利的圆满数字，这回无论如何要举国同庆了。两年前就专门成立了生日庆典处，慈禧要将六十寿诞搞成一个全国性的大型活动，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