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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72年3月12日），回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午饭后至署内西花园散步，突感脚麻，一个踉跄，身子向一旁歪斜。陪同散步的儿子曾纪泽与随从赶紧将他扶住，夹着他继续前行。不一会，曾国藩全身就开始抽搐不已。叫人搬来一把椅子，让他坐在其中，然后抬入大厅。在一片惊呼声中，家人全都围了过来。曾国藩已不能说话，三刻后与世长辞，走完了六十一岁的人生旅程。
在此不得不特别提及的是，曾国藩临死前一天，还在阅读《理学宗传》，并写下了最后一篇日记。他死前也不像常人那样躺卧在床，而是端坐椅中而逝。
曾国藩虽然使得清廷军事大权下移，抽空了满清政权根基，但就当时情形而言，清朝确赖曾国藩而得以苟延残喘。因此，清廷获悉曾国藩死讯，举朝震惊，辍朝三天以示哀悼。又追赠太傅，谥号“文正”，入祀昭忠、贤良二祠，并于湖南湘乡、江宁金陵建立专祠，予以少有的殊荣。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的风云人物，中国本土最具勇敢坚毅的改革家，中国历史上最具完善人格的士大夫，中国传统文化最具理想的化身，曾国藩的逝世，象征着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像的消失。
圣贤已逝，大儒已亡，真正意义的儒学已然进入末世，而本质意义的西学欲进入中国却破门而不得其入。一个伟大的转型时代，按说早该到来却如难产的婴儿仍挣扎于母腹之中，使得中国近代历史前行的步履，变得那么迷惘而惶惑、彷徨而犹疑，蹒跚而踉跄……
李鸿章：国破山河在
尽管李鸿章少年得志，十七岁考中秀才，二十四岁便以二甲第十三名的好成绩高中进士，成为安徽省最年轻的翰林，但他的发迹与成功，实与曾国藩密不可分。
李鸿章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于同一年（1838年）考中进士，互称年兄年弟。李鸿章以年家子的身份拜曾国藩为师，曾国藩自然对他另眼相待、青睐有加，加之李鸿章聪颖过人，虚心求教，因此进步很快。受教于曾国藩的第二年，李鸿章就考中举人。在长达近十年“朝夕过从”的日子里，李鸿章不仅学诗习文、练字读史，还向曾国藩请教经世义理之学，获益颇多。哪怕他练就的一手好字，也得益于曾国藩的教诲，要求“其落笔结体，以珠圆玉润四字为主”，结果超乎曾国藩之上。
受诸多因素影响，后世之人，只要谈及李鸿章，都认为他一味妥协、崇洋媚外，骂他为“汉奸”、“卖国贼”，留下的是一幅獐眉鼠眼、委琐窝囊的漫画相。其实，李鸿章个子高大，一点八米左右，风度儒雅，显得仪表堂堂，颇有几分英俊潇洒的味道，有“云中鹤”之雅称；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胆小如鼠、局促狭隘，早年他作有《入都》诗十首，其中一首写道：“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仅仅一首短诗，我们即可从中读到他的远大理想与豪情壮志，看出他的博大胸襟与广阔视野，见出他那汪洋恣肆的文采以及举重若轻、气闲神定的风姿。
与曾国藩一样，李鸿章人生的巨大转折也缘于太平天国。工部侍郎吕贤基奉旨回老家安徽办理团练，1853年3月4日这一天，他在咸丰皇帝面前保荐李鸿章等人随同帮办。于是，李鸿章离开京城，回到故乡宿州，入了安徽巡抚周天爵幕府。不久，父亲李文安也奉命回籍办理团练，加上哥哥李瀚章，李家父子三人辗转奔赴于安徽各地，以尽力剿灭捻军与太平军为己任，替清廷效犬马之劳。
李鸿章在安徽帮办团练的五年时间内，或入幕府参与军事谋划，或独立率军作战，虽用力甚多，也打过不少大仗、硬仗、胜仗，但总的来说收效不佳。其间，吕贤基兵败舒城投水自尽；家园两度遭劫，被太平军焚烧一空，夫人、幼子死难；父亲李文安于合肥军中病逝，就在他奔丧暂时离开军营期间，太平军大举反攻，清军全军覆没，李鸿章侥幸逃脱一死。
“国难未除家未复，此身虽去也踌躇。”就在李鸿章身陷困境、茫然四顾之时，正在江西与太平军苦战的恩师曾国藩来信了，希望他能进入湘军幕府。李鸿章接信，没有半点犹豫，就离皖赴赣，赶往曾国藩的建昌大营。
就个人天赋而言，李鸿章居曾国藩之上，更是远远超过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曾国藩深知李鸿章其人，并未把他作为一般文员、秘书使用，而是当成助手、顾问，视为左右臂膀，一切重大计划、决策都与他相商。李鸿章也的确才堪大用，批阅公文、起草书牍、建言献策，都甚为得体周全，曾国藩十分赏识。但他也深知李鸿章的先天缺陷与后天不足，总是不失时机地将他敲打、磨练一番。李鸿章不够严谨刻苦，有睡懒觉、怕吃苦的不良习惯。而曾国藩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显得循规蹈矩、一丝不苟、勤勉有加，他每天要早起查营，黎明时分即和幕僚一同进餐。一天早饭时，曾国藩没有见到李鸿章，派人去催。李鸿章懒散惯了，留恋暖乎乎的热被窝，想好好享受一番，就赖在床上谎称生病头疼。曾国藩自然心知肚明，便接连派人催促。李鸿章也就一个劲地耍滑头，找出一大堆堂而皇之的理由，迟迟不肯起床。三请四催，仍不见踪影，曾国藩不禁大为光火，几乎向他发出最后通牒：“必待幕僚到齐乃食！”只要你李鸿章不起床，大家都不动筷，全都坐在桌前傻乎乎地等着你一人吧。李鸿章知道事情弄僵，赶紧披衣起床，踉跄跑步而往。曾国藩板着脸一言不发，其他幕僚自然也不好说什么，李鸿章更是大气也不敢出。在一片沉寂与沉闷的氛围中，大家吃得很不是滋味，唯有咀嚼声与偶尔的碗筷碰击声。早饭终于吃完，曾国藩一字一顿地说道：“少荃（李鸿章字），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唯一诚字而已。”话音未落，即离席拂袖而去。自此以后，李鸿章逐渐养成了早起习惯，直至病逝，“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
李鸿章才华横溢、卓尔不群，也就免不了几分自负，为人处事落拓不羁。为此，曾国藩不得不“故欲折之使就范也”。曾国藩驻军祁门，因地势如在釜底，正如兵家所说的“绝地”，幕僚们无一不劝曾国藩及早退军，尤以李鸿章劝谏最力。经过一番实地考察，曾国藩也知祁门是处险地，但他早已上奏咸丰帝驻军此地，刚刚接过署理两江总督的圣谕就朝令夕改，会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于是，曾国藩只好硬着头皮一意孤行，继续将大本营扎在祁门，并对那些劝说的幕僚道：“诸君如胆怯，可各自散去。”为此，李鸿章深感委屈。正在这时，师生两人又在处置李元度问题一事上发生严重分歧。李元度是湘军元老，对曾国藩有救命之恩，但他在驻守徽州时，却不听曾国藩的再三叮嘱与劝告，轻率出城与太平军交战，致使徽州失陷，祁门危在旦夕。李元度的失误完全打乱了曾国藩的战略部署，令他尤为愤慨，决定上疏弹劾。李鸿章极力反对，认为做人不能忘恩负义，也不能因为一次的失误就抹杀过去的所有功劳。曾国藩从治军用人的全局出发，并不理会李鸿章的求情与指责，不顾个人私情，将李元度弹劾去职。这也看出李鸿章与曾国藩内在的本质区别，作为理学家的曾国藩为人处事以道义责任为重，李鸿章则常怀几分私心，不论对人对己，都有念情营私之嫌。两件事搅在一块，弄得李鸿章既委屈又无奈，觉得难与曾国藩共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