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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藩认为随意更改决策，会给自己的刚刚接任造成极其不利的负面影响，便一意孤行，没有采纳幕僚的建议，并对再三劝谏的李鸿章厉声斥责不已。战事瞬息万变，不久，曾国藩的祁门大营便遭到了太平军威胁，两度陷入险境。1860年11月30日，李秀成部将刘官芳率大军攻入安徽黟县羊栈岭，离祁门大营仅六十华里。而曾国藩身边只有三千士卒可用，他已写好遗嘱，准备殉职。幸而李秀成的目标并非进攻祁门大营，只是借道羊栈岭而已。1861年4月，祁门大营受到三路太平大军围攻，与外界的所有通道联系被切断，曾国藩又一次陷入险境，情绪极度悲观，再次写下遗嘱。自进驻祁门后，曾国藩便将自己置于险象环生、危机四伏之境，一刻也无法轻松，床前始终悬挂一把利剑，随时准备自刎。
胜利于曾国藩而言，来得真是太不容易了！然而，只要存有一份希望与可能，他就做出十分努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曾国藩的成功，还与他的个人“定力”密不可分。凡是确定的方向，认准的事情，拟定的决策，他总是尽其所能地排除一切干扰，坚决贯彻执行。
移师衡阳练兵不久，因太平军攻击迅猛，兵锋所指，四处告急。清廷兵源有限，明知湘勇刚刚组建，却一个劲地催促不已，命其出征作战。曾国藩心里十分清楚，一支未经战事且尚未练好的军队，仓促拉出去与势头正健、能征惯战的太平军相搏，无疑虎口投食。与其全军覆没，不如抗旨不遵。因此，面对一份比一份措辞更加严厉的谕旨，他硬着头皮，以兵勇不足、船炮不齐等各种借口拒绝出征。直到条件基本成熟，才率所练陆军、水师，以整肃的军容从衡州出发，入湘江北上。
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后，同僚及部下都劝他放手大干，尽快进军东南。而他则坚持自己的进攻方略，将重心放在安庆。只有拔掉安庆这颗“钉子”，才能以上制下，反客为主，掌握两军对垒的战争主动权，最终达到围攻南京，彻底消灭太平天国的目的。为实现自己的战略构想，曾国藩紧紧围住安庆死命不放。太平军为解安庆之围，先是直接救援，被湘军击退。尔后又施行“围魏救赵”的军事行动，陈玉成与李秀成同时进军湖北，即使武昌危如累卵，曾国藩就是不为所动，不肯撤安庆之围增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曾国藩冒着抗旨不遵、革职查办的风险，置咸丰帝命他带兵进京、北上“勤王”的谕旨而不顾，全力攻打安庆。后咸丰帝又下令，要他放弃即将得手的安庆，赶去即将失守的苏州救援，他又一次抗旨坚决不去。哪怕祁门大营危在旦夕，曾国藩置身惊涛骇浪之中，一天到晚提心吊胆，随时作好献身准备，也不肯调动围攻安庆之兵给自己解困。面对曾国藩如此坚韧而强劲的“定力”，尽管安庆城内的太平军将士苦苦坚守，洪秀全、李秀成、陈玉成等高层领导人多次设法营救，历经两年之久的安庆战役终以太平军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
安庆陷落，太平天国都城天京的最后一道坚固屏障被清除。千里长江门户洞开，曾国藩完全掌握了进攻太平天国的战略主动权。湘军挥师东下，围困天京，剿灭太平天国，不过时间迟早的事情罢了。
1861年8月21日，咸丰帝病逝，年仅六岁的载淳继承皇位。两宫皇太后与恭亲王奕訢联手发动宫廷政变，清除以肃顺为首的“赞襄政务大臣”集团。两宫垂帘听政后，慈禧一改咸丰帝慎用汉族将领的成规，上台仅十二天，就任命曾国藩统辖苏、皖、赣、浙军务，四省所有巡抚、提督、总兵以下各官，均归其节制。两个月后，又加赏协办大学士衔，使得曾国藩成为清朝立国两百年以来第一位外臣权位最高者。
位居人臣之极，曾国藩惊喜之余，更多的是疑虑与担忧。“皎皎者易污，峣峣者易折。”身居高位，他没有半点自傲自大，反比过去更加勤勉谨慎，唯恐无意间招致祸患。他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当时就有不少权臣向慈禧进言：“楚军遍天下，曾国藩权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势。”
1864年7月19日，曾国藩率军攻入天京，失去控制的湘军士兵为报久困城下、死伤惨重之仇，他们逢人便杀，遇财就抢，见屋即烧。与清朝整整对峙长达十一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心脏之所在，就这样成为湘军的一处发泄之地，人性之恶如一头肆虐的恶魔横行无忌，昔日的繁华都会惨遭荼毒，顿时变成一片废墟。
天京陷落，也就意味着剿灭太平天国的目的业已实现，曾国藩的“事功”也由此而达至峰巅。
本该扬眉吐气、高兴陶醉的他，却面临着一连串新的操持、疑惧、忧心、困惑与烦恼。
攻克天京，原以为清廷会加功封赏，而实际得到的却是接二连三的严责与警告。如果说口头的或书面的指责尚能忍受，而军事上的防范之举却令曾国藩怎么也不能接受。就在湘军合围天京之时，清廷以种种借口调动其他军事力量，在长江中下游屯兵布防：僧格林沁屯兵皖鄂交界之处，冯子材、富明阿把守镇江、扬州，官文驻扎武昌。清廷意图昭然若揭，针对的已不是太平军，而是对清王朝忠心耿耿的曾国藩了。一旦湘军轻举妄动，就会遭致其他清军围攻。不仅如此，清廷还暗中支持左宗棠的左系湘军脱离曾国藩，与其分庭抗礼，以收内部瓦解之功。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历史常以惊人的相似重复上演过去的一幕幕悲喜活剧，达至事业顶峰的曾国藩同样不得不面临中国古代历史的盲点与困局。
摆在他面前的道路无非三条：一、起兵反叛清朝，问鼎中原；二、保持实力，维持现状；三、裁撤湘军，自剪羽翼，以明心志。
此时的曾国藩如若反戈一击，只要他打出驱除鞑虏，恢复汉人江山的旗号，草拟一封类似于《讨粤匪檄》的《讨满清檄》，振臂一呼，必能起到豪杰景从，天下归心之效。他麾下所统湘军约十二万人，是一支能打硬仗恶仗，且仅只忠诚于曾国藩的带有私人性质的军队，国内没有任何一支军事力量能够与之抗衡争锋。那些驻扎四周的防范力量，除了激怒他外，根本起不到威胁震慑之效。曾国藩只要愿意，兵锋所指，不是归附，就是溃败。
就当时格局、势力而言，一批因湘军而崛起的湖南精英纷纷出任封疆大吏，以曾国藩的模式执掌地方军政大权。就在曾国藩攻克天京的前一年，即同治二年（1863年），全国总督八人，由湘军将领出任者三人；全国巡抚十五缺，湘军将领任有七缺；曾国藩所辖江、浙、赣、皖四省，其中江、浙二省富甲全国，根本不必为兵饷、粮饷而担忧。如果将这些间接的、隐性的力量计算在内，曾国藩实际上已据有清朝半壁江山。
友人、幕僚、部将开始以各种形式劝说曾国藩了。要说龙袍加身对他没有半点诱惑，肯定是一句假话。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国人内心深处，都有着浓厚的帝王思想，只是有人表现得十分强烈，有人沉隐于潜意识之中。一生谨小慎微、临事如履薄冰的曾国藩，不得不犹豫再三、权衡不已。当初出山的目的是什么？不仅仅在于为清廷效命打江山，而是恢复中华传统文化，也就是两千年来一以贯之的儒家主流思想。作为理学家的他，曾以要挟咸丰帝伸手要官要权而遭致多方攻诘，如果再行起兵，不更将自己推向不忠不义、虚假伪善的境地吗？曾国藩当初出山想得最多的，是为道义而战，为使命献身，没想到还真的修成了正果。人要知足，位居人臣之极，更复何求？“尔的官是做不尽的”，想到祖父的训诫，他知足了。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能进能退，见好就收，方为上人。况且起兵反清，也是一桩冒有极大风险的“活路”，弄不好会惹来杀身灭族之祸。即使成功登上九五之尊，又得经历一番战乱，导致生灵荼炭。他对湘军攻入天京后烧杀掳抢的残忍暴行一直负疚于心，认为这支军队已失却当初的朝气与血性，变得暮气深重，无以约束。特别是攻下天京，已是大功告成，将领升官，士兵发财，人心思归，谁还愿意继续卖命？加之湘军内部，除嫡系十二万外，又分出了李鸿章的七万淮军，左宗棠的五万左系湘军，如若起兵，他们会不会像太平天国那样，重演内讧的血腥惨剧？更何况，当皇帝有什么好处？得利者自然是曾氏家族，可后代只要有本事，犯得着先辈为他们捞取吗？历数各朝皇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