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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大清政府正计划在朝廷上制造大火车，这种大火车不用煤，不用铁轨，却能一日行驶数万里。那位波斯人正在迷惑不解时，刘锡鸿带着自信的微笑告诉他：根据我们中国圣人四书五经的教导，“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此行之最速，一日而数万里，无待于煤火轮铁者也。
对刘锡鸿这样的回复我们似乎并不陌生，因为这种精神的力量在“文革”时期经过改头换面，又一次发挥到了极致。
历史就是这样“换汤不换药”以似曾相识的方式不断地循环着，难怪克罗齐要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的。
刘锡鸿将郭嵩焘在欧洲的行状整理成十大罪状，每条都有言之凿凿的所谓证据。其实这些所谓的罪状，什么“不分内外，诋毁时政”，“刻意模仿洋人，趋媚忘本”等，明眼人一看就知此类指责属“小题大做”、“上纲上线”的无稽之谈。那些为罪状而罗列的所谓证据，如学洋人用伞不用扇，学洋人听歌剧手捧节目单，参观炮台竟披洋人衣服，叫小妾学习外语四处应酬等等，今日看来，不过徒增笑料罢了。可这些罪状与证据，在当时不仅可以使郭嵩焘去职，还将遭受严重惩处。正副使的矛盾不可调和，而国内对郭嵩焘的攻诘更是一浪高过一浪。他遵总理衙门之命写就的《使西纪程》一书，因大力称赞西方政教修明，希望中国急起直追采纳学习，刚一刊刻，便遭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及清流重臣李鸿藻、张佩伦的上奏攻击弹劾，《使西纪程》原版被彻底毁弃，严禁流行，作者本人也落了个“汉奸大佞”的骂名。
面对无法排解的内外交困，在任期还差一年零七个月之时，郭嵩焘不得不奏请撤差，遗憾地提前结束公使之职。回国后连正常的进京述职也没进行，便称病乞休，且很快就被诏允还乡。当他返回故乡湖南时，乘坐的西洋小火轮受到乡人拦阻，大街小巷贴满了辱骂他“勾通洋人”的标语。
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于湖南湘阴老家抱病而卒。临终前夕，尽管孤独郁闷，“谤毁遍天下”，但他相信，只要中国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总有一天，人们会记得他的功绩，赞同他的识见，实践他的抱负，于是，悲怆的心胸不觉“泰然”，且涌出一股自信与豪迈，自题小像诗云：“流转百世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仿佛为了印证郭嵩焘的预言，在他死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所遭受的仍是冷漠与不公。当时由王先谦等具奏，李鸿章代奏，请宣付国史馆给他立传并赐谥号，诏不准行。最令人痛心的是，在他死后九年，义和团运动风行，庚子年间京城搜杀“二毛子”时，还有京官奏上一本，请戮郭嵩焘之尸“以谢天下”。
难道真的要等到百年之后，走过一段反反复复的弯路，经历一番曲曲折折的磨难，人们才能重新打量、认识、评价他吗？
“早叫的公鸡”在刚发出几声长鸣之时，其悲剧性结局就已命中注定，要么自动闭嘴，要么遭人阉割，要么被人杀掉，这是古往今来无数先知先觉者难以逃脱的历史宿命。可民族的发展与前途，将由此而不得不付出沉痛的代价。
一个古老而封闭的民族在没有任何预感与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迫敞开大门，千年沉睡一旦醒来，方知天朝只是世界的一个部分，所谓的君临天下、统驭四方不过是局于一隅的自我陶醉。原先的优势仿佛一夜之间荡然无存，原有的文明体系开始崩溃坍塌，于是，失序与混乱、痛苦与磨难、失落与困惑紧紧地纠缠着这块土地上的广大民众。昔日的自豪与辉煌，竟成为不堪承受的沉重负担，那迈向未来的步履，是那样地蹒跚而彷徨，踉跄而颠踬，实在让人不忍注目与回望。
马克思当年评价封闭的大清王朝时写道：“一个人口几乎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倚，因此，极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决斗中死去。”
是的，一个老迈昏聩、日薄西山、风烛残年的老大帝国，除了凤凰涅槃、脱胎换骨、死而复生外，难道还有别的出路与选择吗？
洪秀全：“天国”的实验与失败
鸦片战争的结果大大出乎清朝统治者的意料之外，不仅没有收到禁烟之效，反而使得鸦片贸易合法化，带来了战争赔款、割让香港、开埠通商、自由传教、协商关税、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屈辱条款。
《南京条约》签了，西人堂而皇之地来了，战后清廷，不仅没有吸取半点教训，奋起直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而是更加顽固地坚持闭关自守的传统“国策”，一方面不得不在表面上恪守约定，另一方面则敷衍其事，尽可能地将洋人的活动范围与影响限制在五口通商之地。
尽管如此，铁板一块的中华帝国仍被大不列颠帝国凿开了六扇大大的窗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与割让的香港。洋人虽不能进入内地，却可在六地自由出入、自由贸易，最为关键的是，长期遭禁的基督教在这些划定的地盘取得了合法身份证，可以修建教堂、自由传教了。
经济与文化，就这样以一种缓慢而顽强的方式，开始一点点地蚕食、改变、重塑古老帝国那已然衰朽的肌体。
基督教曾三次较大规模地进入中国，自唐代初期的“大秦景教”，到元代的也里可温教，然后是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令无数基督教徒伤心欲绝的是，无论当时多么兴盛，最后都免不了以“笙歌散尽花落去”的结局而收煞。透过枪炮胁迫而签订的《南京条约》，虔诚的基督教徒仿佛看到天国那神圣的光芒，正照临在曾让他们黯然神伤的中华版图，他们眼前，出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全新变局与有利机会。一时间，西方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以锲而不舍乃至舍生忘死的精神，加快传教步伐，尽可能地将影响深入内地。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一位名叫洪秀全的落第书生在广州街头获得了一本传教士的布道读物《劝世良言》。正是这套基督教的通俗册子，不仅改变了一个书生的命运，而且改变了大清帝国的发展走向，加速了它的崩溃与灭亡，甚至差点改变了一个民族的命运。
洪秀全是在1836年第二次参加科举考试名落孙山后获赠《劝世良言》一书的。科考落第，本属正常，不少人从小考到老考了一辈子也没考中秀才，何况洪秀全当时还只二十二岁，这于一般士子而言，根本算不得什么，可对洪秀全来说，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洪氏世代务农，家境贫寒，洪秀全排行老幺，上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七岁即入村中私塾就读，除诵读科举考试不得不研习的四书五经外，还自个儿阅读了不少古代历史方面的书籍。据族弟洪仁匾洌骸捌涮靵嵆蚀希坎辉偎校昃肥模薏徊├馈！奔胰恕③邮Α⒆迦硕际挚春煤樾闳衔俺涛蘖浚蘸蟊亟⒋铩！叭沸潘笆比〉霉γ踔脸晌擦帧庋黾易逡步蛩母呶欢玫饺僖！币虼酥剩胰四呐陆谝滤跏常〕约笥茫惨┧绦钍椤Ｌ乇鹗歉盖缀榫笛铮嵌杂鬃蛹挠栉尴尴Ｍ游庖磐サ慕景痢Ｆ绞绷奶欤盖鬃苁窍不兑杂鬃游疤猓康碧奖鹑硕院樾闳脑扌碇鞘保榫笛锉愀咝说妹挤缮瑁惺被剐擞涛淳〉亟苑窖良抑校绦朴鬃拥拇嫌笨炭嘤朊篮们俺烫嘎鄄恍荨�
可以想见的是，在这种环境与氛围中长大成人的洪秀全，对科举的一再落第该是多么失望与沮丧。考中秀才、举人、进士，不仅是他个人的期待与光荣，也是整个家族的企盼与荣耀呵。
就洪秀全的现存诗文及人生谋略而言，平心而论，他并非那种有着特殊天赋的奇才。只是他所出生的那个村子十分偏僻，人口也不多，约三百村民，作为其中的佼佼者，洪秀全的确当之无愧。然而，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比较，别说在中国古代科举史上，即使与当时的风云人物相比，他在才华上也要略逊一筹。洪秀全的落第，虽有几分遗憾，也并非特别冤。然而，封闭环境的长期生活，乡民“歌功颂德”的氛围熏陶，族人殷切期望的特殊影响，使得洪秀全不可能客观而真实地认识自己、评价自己，他不仅对功名利禄过于敏感，也形成了自视其高的傲慢与狂悖。
第二次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