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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往事-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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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辜鸿铭生平喜欢痛骂西方人,反以此而见重于西方人,不为别的,就为他骂得鞭辟入里,并总能骂在要穴和命门上。故很多西方人崇信辜鸿铭的学问和智慧,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

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Chinese 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听梅的京戏只要一元二角,听辜的讲演却要两元,外国人对他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辜鸿铭在西方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感源自于他的机智与幽默。某天,辜鸿铭在他位于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你说这是谈佛理,谈哲学,还是故弄玄虚?反正他这一套足够唬住那些洋鬼子。

辜鸿铭辩才无双。中日甲午海战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时,与张之洞有过一些接触。辜鸿铭是张的幕僚,作为见面礼,他送了伊藤一本自己刚出版的《论语》英译本。伊藤早知辜氏是中国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机调侃他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听了,一时间无词以对。

在北大,受蔡元培、黄侃、洋教授的青睐,但却是新文化的死对头。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百年往事:大师王国维与“三境界”

都梁新作《百年往事》中,王国维等大师穿梭往来于松鹤斋(荣宝斋)的布景下,构成了一道奇特的风景。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学、哲学家。

王国维少年时代心悦《汉书》等历史著作,不喜举子业和《十三经注疏》,但十八岁之前所接受的仍是传统的旧式教育。早午战争后,使他“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者”(《静安文集·自序》)。二十二岁起,他至上海《时务报》馆会书记校 。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学习外语,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次年因病辍学回国,读康德哲学而爱之,又转研叔本华哲学。后觉得哲学“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 (《静安文集·自序》),便从哲学转向文学、史学、考古学和金石、音韵学方面。在此期间,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信导师、清华研究院教授等。1922年在溥仪的紫禁城小朝延内当五品官“南书房行走”,并得到了“食五品俸”,“赐紫禁城骑马”的封赏。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地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

王国维早年受康德、叔本华哲学的影响,在《静安文集·自序》中说:“余之研究哲学,始于辛壬之间,癸卯春始读康德之纯理批评,苦其全不可解,读几半而辍,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皆与叔本华为伴侣之时代也。其所尤惬心者,则叔本华之知识论,康德之说得因这以上窥。然于其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也。”此后他又重读了康德的哲学、伦理学以及美学著作。1904、1905这两年间,他先后撰写了《论性》、《释理》、《原命》、《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等哲学论文,全面介绍叔本华与康德的宇宙观、知识论和伦理观、美学观,特别是对“性”、“理”这两个中国古代哲学中长期争论不休的基本问题,作了批判分析。他用康德的理论来解释“性”,认为性超乎人的知觉之外,只有超经验的性是真性,而真性又是不可知的。他用叔本华的充足理由律给“理”下了这样的定义;广义上的理,即理由,以宋代学者陈淳的“理有确然不易底意”来作证明;狭义上的“理”,即理性,是从直观概念中制造出来的抽象概念。王国维认为,无论广义之理还是狭义之理,都“不存在于直观之世界,而惟寄生于广漠暗昧之概念中” (《静庵文集·释理》)。在“命”的问题上,他接受叔本华因果律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的意志中的观点,认为没有什么自由意志,意志受动机支配,意志是不自由的。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美学的开创者之一。他把康德和叔本华等西文的美学观点和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结合起来,运用在研究中国古典小说、诗词和戏曲方面,卓有贡献。他的美学思想由“游戏说”、“天才说”、“古雅说”、“境界说”构成,而“境界说”则是其中的精华他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美学理论,认为境界包括自然景物与人的思想感情以及二者的融合;词的高下以有无境界为衡量标准;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境界可分“有我之境”,其特点是“以我观物”;“无我之境”,其特点是“以物观物”;在艺术创作方面,又有“造境”与“写境”之分。

王国维在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方面的治学方法,继承了清代乾嘉孝据学的传统,也汲取了西文实证科学的精神。首先,与前人不同,他治学善于运用比较法,熔古今中西于一炉。一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王国维研究甲骨文、上古史,是拿地下实物与文字记载互相释证;研究边疆地理,辽、金、元史,是拿中外古籍进行互相补正;写《殷周制度论》、《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这些著作,则是把西文传来的观念同中国传统的思想互相参证。这比起乾嘉学派的学者来,视野确实要宽广得许多。

王国维一生著述宏富,著作达六十种之多,大部分收入《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中。

为世人所津津乐道的是王国维的“三境界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第一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词句出晏殊的《蝶恋花》,原意是说,“我”上高楼眺望所见的更为萧飒的秋景,西风黄叶,山阔水长,案书何达?在王国维此句中解成,做学问成大事业者,首先要有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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