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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路死不了人。
滚！海加蒂先生说，不然，我就叫警卫了，而且你可以确信，你再也不会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消息了。我们不供养喝黑啤酒的人。
夜幕笼罩了都柏林的街道。孩子在街灯下嬉笑玩耍，母亲站在门口呼唤着他们。一路上，饭菜的香味向我们袭来，透过窗户，我们看见人们围坐在桌旁，美美地吃着。我又累又饿，想让爸爸抱抱我，但我知道，在他绷着脸的时候，求他是没有用的。我让他拽着我的手，小跑着跟上他的脚步，一直跑到汽车站，妈妈和弟弟们正在那里等着我们。
妈妈和三个弟弟都已经在长凳上睡着了。当爸爸告诉她没要到钱时，她摇着头哭了起来：啊，天呀，我们该怎么办呢？一个穿蓝制服的男人走了过来，问她：怎么回事，太太？爸爸告诉他，我们被困在汽车站了，我们没有钱，也没有地方可去，孩子们都饿了。那个男人说他现在就要下班了，可以带我们去警局，反正他也得去那里报到，可以看看他们能为我们做点什么。
穿蓝制服的男人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叫他警卫，这就是爱尔兰人对警察的称呼。他问我们在美国怎么称呼警察，小马拉奇回答说，条子。那个警卫拍拍他的头，说他是个机灵的小美国佬。
在警局，一个警官对我们说，我们可以在那里过夜，但他很抱歉，只能让我们睡地板。那天是星期四，单人囚室里住满了喝光救济金还不愿离开酒吧的男人。
那个警卫给我们端来热腾腾的甜茶和涂着好多黄油果酱的厚面包片。我们高兴极了，在警局里跑来跑去地嬉闹着。那个警卫说我们是一大帮小美国佬，他们要送我们回家。但我说不，小马拉奇说不，双胞胎也说不、不，所有的警卫都笑了。囚室里的男人们伸出手来，拍着我们的头，他们身上的那股味道，跟爸爸唱着“凯文。巴里和罗迪。迈克考雷从容赴死”回家时身上的味道一模一样。那些男人说：天啊，听听他们说话，那声音就像大牌电影明星，你们是从天上还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囚室另一头的女人们对小马拉奇说，他很招人喜欢，说双胞胎很让人怜爱。一个女人对我说：过来，亲爱的，你想吃糖吗？我点点头。她说：好吧，把手伸出来。她从嘴里掏出一个黏糊糊的东西，放到我的手上。拿去吧，她说，一块好吃的黄油硬糖，搁进嘴里。我不想放进嘴里，因为她的嘴巴把它弄得又黏又湿。可是我不知道，当囚室里的女人给你黏糊糊的黄油硬糖时，你该怎么做。我正想把它放进嘴里，一个警卫走了过来，抢下那块黄油硬糖，扔给那个女人：你这个醉醺醺的婊子，别招惹这孩子。所有的女人都笑了。
警官给母亲一条毯子，她躺在一条长凳上睡了。爸爸背靠墙坐着，在帽檐下睁着眼睛，抽着警卫们递给他的香烟。把黄油硬糖扔给那个女人的警卫说自己是北方巴利米纳镇人，他同爸爸谈起了那个地方，谈起他们认识的一些人，还有其他像卡申达尔镇和图姆镇这些地方的人。那个警官说等将来拿到退休金，他就去内伊湖居住，每天钓鱼打发日子。鳗鱼，他说，鳗鱼多得是。耶稣，我就喜欢吃油煎的鳗鱼。我问爸爸：这是库胡林吗？那个警卫笑得脸都涨红了：啊，圣母，你听说过这个？这个小家伙想知道我是不是库胡林，一个小美国佬竟然知道库胡林的底细。
爸爸说：不是，他不是库胡林，可他是个要在内伊湖边钓鱼打发日子的好人。
爸爸晃醒我：起来，弗兰西斯，起来。警局里一片嘈杂，一个男孩一边拖着地，一边唱着歌：
谁都明白我为何想要你的吻，
非要不可，这就是原因，
如果非要不可，你这样的人，
可会爱上我，可会爱上我？
我告诉他那是我母亲的歌，他不准再唱了。但他只是抽了口烟，走开了。我很纳闷，为什么有人要唱别人的歌呢？走出囚室的男人和女人们叫嚷着，抱怨着。给我黄油硬糖的那个女人停了下来，说：我喝了点酒，孩子。对不起，我愚弄了你。但是，那个从巴利米纳镇来的警卫命令她：快走，趁我还没重新把你关进去，你这个婊子赶快出去。
啊，关吧，她说，进来，出去，有什么关系？你这个欠揍的杂种。
妈妈坐在长凳上，身上裹着毯子。一个头发灰白的女人递给她一缸茶，对她说：没错，我就是那个警官的妻子，他说你可能需要帮助。你想吃一个柔软可口的煮鸡蛋吗，太太？
妈妈摇了摇头：不要。
啊，太太，像你现在这样虚弱，一定得吃个煮得恰到好处的鸡蛋。
妈妈还是摇头。我真奇怪，她怎么能对一个柔软可口的煮鸡蛋说“不”，这样的好东西上哪儿找啊？
好吧，女士，那个警官的妻子说，那就来块烤面包吧，再让孩子们和你那可怜的丈夫吃些东西。
她去了另一间屋子，很快就拿来茶和面包。爸爸只喝茶，把他的面包给了我们。妈妈说：把你的面包吃了吧，看在上帝的分上，你饿倒了对我们没什么好处。他摇摇头，问那个警官的妻子有没有香烟，她给他拿来香烟，告诉妈妈，警局里的警卫们凑钱给我们买了去利默里克的火车票，还会有一辆汽车来运我们的行李箱，把我们送到国王桥火车站。三四个小时后，我们就会到达利默里克。
妈妈举起双手，拥抱了那个警官的妻子。上帝赐福你和你的丈夫，还有所有的警卫，妈妈说，没有你们，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天晓得，回到自己的亲人那里去，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这是我们力所能及的，警官的妻子说，这些孩子是多么可爱啊。我是从科克来的，知道要是身上没有俩钱的话，在都柏林会是怎样的滋味。
爸爸坐在长凳的另一头，抽烟，喝茶。他就那么待着，直到汽车来了，载上我们穿过都柏林的街道。爸爸问司机，可不可以从邮政总局那条路走。司机问，你是想买邮票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不是，爸爸说，我听说他们新立了一座库胡林的雕像，纪念在一九一六年死去的人们，我想让我这个特别崇拜库胡林的儿子看一眼。
司机说他不知道这个库胡林是谁，不过他不介意在那儿停一会儿，他也可以进去看看那场骚乱的状况。他小时候，英国人从利菲河开炮，几乎把邮政总局毁掉了，打那以后他就再没去过那儿。他说，你们可以看见大楼的正面到处都是弹孔，应该留着它们，提醒爱尔兰人别忘了英国佬的背信弃义。我问这个人什么是背信弃义，他说问你父亲吧。我正想问父亲时，我们停在了一座有圆柱子的大楼前，这就是邮政总局。
妈妈留在车里，我们跟着司机进了邮政总局。他在那儿，他说，那就是你们的库胡林。
我感觉泪水夺眶而出，我终于见到了他———库胡林，他就矗立在邮政总局里。一身金色，长长的头发，低垂着头，一只大鸟栖息在他的肩上。
司机说：看在上帝的分上，这都是怎么回事啊？那个长头发的小伙子在干什么？那只鸟在他的肩上干什么？行行好，告诉我，先生，这跟一九一六年死去的人们有什么关系？
爸爸说：库胡林战斗到了最后，像复活节周的男人们一样。敌人不敢靠近他，直到他们确定他已经死了。是这只鸟落到他的肩上，开始喝他的血，他们才知道的。
噢，司机说，对爱尔兰人来说，这真是一个悲惨的日子，需要一只鸟来告诉他们一个人死了。我想最好现在就走，不然就赶不上那班去利默里克的火车了。
那个警官的妻子说她会给外婆发去一封电报，要她在利默里克接我们。她现在就在站台上，头发灰白，眼神尖刻，围着黑色的披肩，见到母亲和我们时，连一丝微笑也没有。甚至见到弟弟———一脸灿烂微笑和一口可爱洁白牙齿的小马拉奇时，她也一丝笑容都没有。妈妈指着爸爸说，这是马拉奇。外婆点点头，就朝一边看去。她叫了两个正在火车站逛来逛去的男孩，给他们钱，让他们搬运行李箱。那两个男孩剃着光头，鼻涕邋遢，没有穿鞋。我们跟着他们穿过利默里克的街道，我问妈妈他们为什么没有头发，她回答说剃光头是为了让虱群没地方躲藏。小马拉奇问：“一个虱群”是什么东西？妈妈说：不是“一个”虱群，单个的叫虱子。外婆喝道：恁们别说了！这像什么话？那两个男孩吹了一声口哨，笑起来。他们一路小跑着，好像穿了鞋似的。外婆提醒他们：不要笑，不然恁们会把箱子摔坏的。他们不再吹口哨，也不笑了，我们跟着他们走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