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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九章-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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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嫉摹5蔽颐茄ё殴阒萑舜㏕恤、喝早茶、泡酒吧,大声地欢呼“哇”时,我们不是在学广州,而是在学“先进”。似乎只要两指在桌上轻轻一扣,就成了服务员不敢慢待的广东“大款”,也就加入了现代化的潮流。看来,一种文化要想让人刮目相看、趋之若鹜,就得有经济实力作坚强后盾;而粤语文化的大举北伐并大获成功,则又首先因为这个地区经济上的成功。 
  然而,改革开放在广东首先获得成功,又仍有地域方面的原因。 
  1992年,邓小平在他著名的南方讲话中曾感慨系之地说,当年没有选择上海办经济特区是一大失误。其实,这不但是时势所使然,也是地势所使然,甚至可以说是“别无选择”。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只有广东,才担当得起这一伟大实验的责任,也才有可能使这一实验大告成功。不要忘记,我们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开始进行改革开放的。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全面启动改革的进程是不可能的,以北京、上海为先行官也是不可能的。可以全面铺开的只有农村的改革,而可以并应该对外开放的也只有广东、福建两个省份。这两个位于东南沿海又相对贫困的农业省份,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不大,一旦失败也不会影响大局,继续闭关自守却既不现实,也甚为可惜:港澳台的经济繁荣近在咫尺,咄咄逼人,而且放弃与之合作的机会,放弃对其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的利用,也等于错失良机。   
  第九章 世纪的鲇鱼行(5)   
  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广东闯出了发达和繁荣,福建则要相对滞后一点。比如同期成为特区的厦门,其经济发展速度就不如深圳(但厦门却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获得了成功)。究其原因,除台湾对厦门的作用和影响远不如香港之于深圳外,广东有广州而福州远不能和广州相比,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可惜,这个因素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事实上,如果没有广州,仅仅只有香港,深圳也不会如此成功。因为特区的成功不仅有经济上的原因,也有文化上的原因,而广东文化至少有一半以上是由广州来创造和代表的。这是广州和北京、上海、香港、台北的不同之处。北京、上海、香港、台北并不代表华北文化、江浙文化、广东文化或闽台文化,它们有许多并不属于这些文化个性的东西。北京、上海、香港、台北的文化,是超越于华北文化、江浙文化、广东文化或闽台文化的,甚至还有某些抵触之处(比如南京人和杭州人就不喜欢上海人)。广州却是深深植根于广东文化的。广东人现在可以不喜欢广州这个城市(太脏太挤太嘈杂),却不会不喜欢广州文化。事实上,广州代表的,是广东文化中现在看来比较优秀和先进的东西,然而福建文化中的这些东西却有不少要靠厦门而不是福州来代表。可以说,正是广州,以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围,为整个广东地区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广州的秘密,比深圳等等更值得解读。 
  广州,是连接过去(化外之地)和现在(经济特区)的中介点。 
  因此,尽管它的“生猛鲜活”是属于现在时的,它的故事却必须从古代说起。 
  二、天高皇帝远 
  广州,从来就是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 
  无论中央政府是在长安、洛阳、开封、南京或者北京,广州都是一个边远的、偏僻的、鞭长莫及和不太重要的邑镇。如果按照周代“五服”的规格,它显然只能属于最远的那一“服”———“荒服”(天荒地老之服)。长江湘水之阻,衡山南岭之隔,足以让达官显贵、文人墨客视为畏途。李白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然而从长安到成都,实在比到广州近得多,所以古人从未有过“粤道难”的说法,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到过广州,也不大想到广州。事实上,“蛮烟瘴雨”的岭南,历来就是流放罪犯的地方;而只要想想18世纪清廷官方规定的标准行程,从北京到广州驿站,竟要56天(加急为27天),则对于所谓“天高皇帝远”,便会有一个感性的认识。想想看吧,将近一两个月的“时间差”,多少事情做不下来? 
  广州距离中央政权既然有这样远的路程,那么,中央政府即便想要多管广州,在事实上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就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样,习惯了中央政府这种态度的广州人,当然也早就学会了“看一只眼不看另一只眼”,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自行其事,先斩后奏,甚至斩而不奏。 
  这种文化心理习惯在改革开放时期就表现为这样一个“广东经验”:对于中央的政策,一定要用够、用足、用好、用活。具体说来,就是只要没有明确规定不许做的,都可以做,或理解为可以做。所以有人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提倡改革,允许实验,允许失败,中央对于许多地方许多省份,其实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广东人看着的是那只“闭着的眼”,福建人看着的是那只“睁着的眼”,上海人琢磨下一回“哪只眼睁哪只眼闭”,北京人则在议论“应该睁哪只眼闭哪只眼”。结果广东上去了,福建滞后了,上海在徘徊,北京则在不停地说话。看来,广东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并非没有文化上的原因。 
  广州离“皇帝”很远,离“外面的世界”却很近。 
  广州临南海之滨,扼珠江之口,对于吸收外来文化有着天然的优势。禅宗祖师菩提达摩,就是于南梁武帝大通元年在广州登陆,来到东土的。实际上,华南地区的出海口在晋时即已由徐闻、合浦一带移至广州。到了唐代,广州便已以中国南海大港而著称于世,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这时,广州已设立“番坊”,城中外侨杂居,其所谓“番邦习俗”,对广州文化的形成,不能说没有影响。可以说,从那时起,广州人对于“番鬼”,便有些“见惯不怪”,习以为常。   
  第九章 世纪的鲇鱼行(6)   
  不过那时的中国,的的确确是“世界第一”的泱泱大国。中国的文化,远比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优越,尤其对于那时来华的“白蛮、赤蛮、大石、骨唐、昆仑”等国,就更是如此。总之,广州人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是以中国文化的优越感为“底气”的。这也是广州与上海的不同之处。广州是在已有本土文化的前提下吸收外来文化,而上海则是在“一张白纸”的情况下开放和吸收。而且,到本世纪初,广州与“外面世界”的联系已大不如上海:广州进出口的吨位数只有上海的1/4,租界大小则只有上海的1/147。所以,上海的“西化”虽在广州之后,却比广州“彻底”和“地道”。上海除人力车夫一类“苦力”说“洋泾浜英语”外,一般来说只要肯学,英语说得都很好。广州人却喜欢把外来语言“本土化”,发明出诸如“打的”、“打波”之类“中外合资”的词语,或诸如“佳士得”、“迷你”、“镭射”之类中文色彩极浓的译名。广州给人的怪异感,有相当一部分是由这些话语的“不伦不类”引起的。 
  但这对于广州人却很正常。广州人的“文化政策”,历来就是“立足本土,兼收并容,合理改造,为我所用”。比方说,他们也用汉字,却坚持读粤音。当年,如果不是雍正皇帝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他们是连“国语”都学不会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发明了一大堆只有他们自己才认识的“汉字”。广州人对待中原文化的态度尚且如此,逞论其他? 
  其实,这也是“天高皇帝远”所使然。 
  所谓“天高皇帝远”,显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央政府不大管得了,二是中央政府不大靠得上。管不了,就可以自行其事;靠不上,就必须自力更生。所以,广州人的自强精神和自主意识也就特别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广州和岭南人民正是靠着自己的筚路蓝缕、艰苦创业,才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自己闯开了一条生路,并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这种独创精神几乎已成为他们的“文化无意识”。任何人只要稍加注意,就不难发现,广州的文化,从饮食服饰、建筑民居,到音乐美术、戏剧文学,都有自己的特色而与内地大相异趣。自唐以来,优秀的岭南诗人,多能一空依傍,自立门户;而近代崛起的“岭南画派”,更是锐意革新,独树一帜。岭南画派在继承国画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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