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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这“烟斗哲学家”的确是满腹经纶，他可以把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本书成章成节的背诵下来，我后来知道，那个年代是很能造就这样人才的，当时在我们团，能把艾思奇这本书成章节的背诵下来的有三个人，且都是北京知青，除了这位“烟斗哲学家”外，还有一个是二十二连的战士，人称“黄半仙”，何为半仙呢？这是个得过大脑炎后遗症的人，按医学有关方面的理论，得过大脑炎的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极大多数的人变成了傻子，而另一种人可能是百万分之一吧，脑袋却变得出奇聪明，当然，这种聪明也只局限于某个方面，而这个黄半仙恰恰就是这概率极低的那一种，大脑出奇的聪明，但只限于读书方面，当年他从北京来兵团时，家里给他装了两个大箱子，一个是装的衣物生活用品，另一个就是装的当时最热门的书籍，结果几年下来，装书的箱子让他翻烂了，而装衣物的箱子，最后一直到返城时，他也没有弄明白里面都装的啥，他学哲学达到了痴迷的地步，你只要提及书中的某一句，他就可以当即告诉你那句话在哪章哪页，但在生活上，他却是一塌糊涂。来到兵团后，同屋人就没有见他洗过什么衣服，他穿衣服很特别，是比较起来穿，就是说，一件衣服脏的没法穿了，就扔进箱子里，然后再从里面挑一件略干净的再穿，而箱子里那些衣服，已被他抡换多少遍了，套用一句现今很流行的广告语来说，那就是“没有最脏，只有更脏”。等到不知什么时候天下雨，“黄半仙”便将箱子里所有的衣服挂在外面，用雨水淋，淋后晒干，再接着挑着穿。此才子后来被发掘还是由于“哲学大烟斗”的原因，那是在全团组织的狠批反动分子“哲学大烟斗”批判会上，当时全团每个连队都抽一人做代表发言，黄半仙代表二十二连出席，结果是轮到他发言时，把全场全震。当时他没有走上台去，而是站在大会场后面的窗台上（当时会场人满为患，以至两侧每个窗台上都站满了人），一手把着头上的窗棂，一手伸出做着手式，那情景好比列宁在讲演，他手里连一页草稿都没有，但是他慷慨陈词，声音洪亮，抑扬顿挫，一气讲了二十分钟，在他的批判言辞中，是古今中外，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理论、民间传说有机穿插且恰到好处，说得是有根有据，有始有末，连主席台上的首长都听得目瞪口呆，连叹：奇才，奇才呀！
但此公到最后也没有被重用，他也曾被一度借调到团写作班子，但没几天便被退了回来，具体什么原因，谁也不清楚。知青大批返城后，他也回了北京，但最后他过得如何，却始终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另一个才子叫何云，是团部园林队的战士，此公也很有特色，当时他常在没事时向机关跑，来了后就直奔二楼，二楼当时是政工部门，然后就挨屋串，当时他最大的乐趣就是给大家背诵哲学，你只要想听哪一章哪一节，对他一提 ，他便站在那里侃侃而谈，于是大家便围着他一半是寻乐一半是学习的听着，这何云不但能背诵哲学，而且写一手的好字，所以每当他去机关时，有些人就逮他干活，帮助抄写些材料或打印校对，他也乐此不疲，但是这样一个极度热心的奇才却为什么没有调进机关呢，原因就是何云家成分是个破落地主，且文化大革命初期他的老爸就被群众给批斗的自杀了，所以像他这样根不红，苗不正的人，入党问题也就一直解决不了，更别提到上层建筑部门来工作了。后来知青返城后，他也曾办了回去，但此时他家里也没有什么亲人了，所以他又返了回来，一直生活在农场，但这时他的精神也出了问题，以前他上机关来给大家背哲学，可是后来到机关来便是画裸体画了，他每日依然来机关报道，依然是每个部门的串，但这时见人说的则是：来，我给你画个大美女。说着，便从口袋里掏出的钢笔，在办公桌上随便抽张纸，便画了起来，他确实有这样的天赋，几笔便勾勒出一副美人裸体图来，而且形神俱佳，或躺，或站，或侧立，或仰身向后，而且特别将重点部位｜乳头及下体的荫毛，还重重用笔描一下，变得格外吸引眼球，惹得观看者一阵阵大笑，后来这事被场领导知道了，专门在机关大会上强调，以后各科室不允许再让何云画什么裸体画，而且告诉门卫，今后凡是何云来机关，决不能放进来。
此公后来又创了一个奇迹，那是九十年代初期，我当时已在管理局的报社当一名编辑了，一天我收到我原农场的报道员一篇稿，上面写道，该场有一位北京知青，叫何云，由于精神方面的原因，团里出于照顾的角度，让他在农场飞机场打更，那个冬天是多雪的冬天，有一天，何云突发奇想，想验证一下人与大自然抗衡的力量到底有多大，究竟是人能战胜天还是天能战胜人？于是他在连续下雪的天气里，在飞机场值班室里，将炉火灭掉，躺在炕上三天三夜，最后还是团里机关食堂发现何云有几天没来吃饭了，便询问主管飞机场的农业科，科里派人去找，终于在大雪天里发现了躺在炕上基本冻僵的何云。
这件事的结局是，何云的双腿从关节上被截肢，改坐轮椅了。
后来有一次我回农场，恰在机关门前碰上了双手转动轮椅在行走的他，他显然还认识我，当我和他还没有说上两句话，他便从屁股底下摸出了纸笔，对我说：
王干事，你想看裸体美人吗？我给你画……
二
上述几位哲学家的经历，给了我很深刻的启示，那就是如果没有什么后遗症最好不要去学哲学，因为学哲学的人最后都要发神经，下场都不太好，而且还可能弄断腿的。
但是与我同室同铺炕的这位“烟斗哲学家”，处境和结局都要比上面二位好许多，只是在当时，他也是大起大落的，凡是熟知他的人，无不摇头叹息，“这家伙，太狂！”
“烟斗哲学家”是团写作班子的主要成员，是当时在“兵团战士报”上能发表大块理论文章的著名特约撰稿人，也是当时敢给司、政、后那些戴红领章的首长上理论辅导课，大侃什么黑格尔，费尔巴哈，让那些军人一愣愣的主要教官之一。
但是，在他的身上也印证了那句话，“知识越多越反动”，你“烟斗哲学家”会叫几个外国人的名字，能讲个什么三大规律、五大定律，但也不能不知道天高地厚呀，有一次，几口北大荒老酒灌进肚，便不知道北了，竟敢对几个极崇拜他的连队业余理论骨干口吐狂言说：“毛主席他老人家讲，对世界上一切事物都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那么，老人家对自己，是不是也应该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呢？
这句惊涛骇语，吓得当时那几个哲学爱好弟子的脸都绿了，当然，这件严重的政治事件很快被反映到了团政治处主任那去了，但团政治处主任，尽管也是个现役军人，但却与“烟斗哲学家”私交相当的好，有两个原因 ，一是烟斗哲学家的材料在全团号称为一把，凡是向上报什么经验性的材料、可行性调查报告，基本上是烟斗哲学家给包了，而且只要是他一出手，准能在全师拿第一，就是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也是一名叫得响的笔杆子，政治处主任只要有了他，就顺心，就滋润，就眉头舒展。师里几次要调李公子，都被他暗地里花言巧语的给挡住了，全机关人都知道，这“烟斗哲学家”就是政治处主任最得力的干将。二是政治处主任和李公子的老祖宗那代都是山东梁山人，这梁山人讲义气、认老乡是血脉相传的，两个人时常在办公室里喝着茶水，在宿舍里喝着北大荒酒，经常是兴致大发的来个所谓的理论探讨，而更多的时候是话题聊着聊着就到了家乡水泊梁山里，这时那一百单八将在俩人眼里全活了过来，当时政治气候上正是大讨论水浒的年代，而他俩在对水浒里的人物评价上，看法是基本吻合的，当时团机关稍为细心的人就会发现，无论是在辅导讲课或是在闲侃，这两人有一点非常一致，那就是不承认宋江是投降派，一说到这里，他们不是巧妙的绕过去，就是闭口无言，因为在他们思维中，宋江这样的一个大义的人怎么会是投降派呢？
正是这种原因吧，反正，这小报告被政治处主任给压下了，但后来不知道是谁把这事捅到团长那去了，团长是掐半个眼珠子看不上这“烟斗哲学家”，原因也只有一个，见到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