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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金和刘强，都是所领导关注的人物。一个是省电台的有名的播音员，来了就自杀，在全所引起了一些波动。一个是市百货公司副经理却三次逃跑，更在所里闹得沸沸扬扬。所以管教科经常过问，有一次管教科杨科长还问起了这两个人。白刚只简单地说：“情绪还稳定，表现不错。”
“什么？刚来几天就说他们表现不错？”杨科长很不以为然，“你这思想不行啊！太麻痹。刘强是什么人？那可是个死不改悔的花岗岩，不能为他的外表所蒙蔽，谁要是能让他不逃跑那可是奇迹了。”说到这里他头一歪咬牙切齿地说，“你们给我狠狠地整他，这种人让他回心转意是不可能的，只能让他怕。多硬的人都是可以制服的，是个秤杆子也要捋他三把黑水，得让他知道锅是铁打的，他可以不服但是得让他不敢。鲁金嘛来了就自杀影响很坏很坏，说明思想上对党是敌视的。这俩货都不是省油的灯，你可得给我看好了，不能让他们再出事儿。”
白刚对领导这种指示当然不会同意，但是一直没有作声。他知道自己和人家不是一种人，只有点头称是的义务，没有任何反驳的权利。不反驳可以，可是也不愿像有些人那样点头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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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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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金走到这一步完全是自找的，就像他自投罗网到集训队一样。
反右以后一年多他还自己送上门来，成了一名新增补的右派分子，真可以说是不识时务。他不识时务不是因为他的愚鲁，而是由于可贵的单纯和可悲的赤诚。
“整风反右”后期，有一个整改阶段，说经过反右敌我矛盾解决了，要着手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次是真的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了。既要给领导提意见自己有问题也要检查，大家都要洗个澡。洗洗澡只是去掉污垢不会伤及皮肉，你还有什么顾虑呢？话虽这么说，但反右刚刚过去人们心里都有本账：鸣放开始不是也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是毛毛雨下个不停吗？谁知道时间不长就突然变成了狂风暴雨，一大批人受了最严厉的处分。经过了这样的风雨谁还敢掏真心话？不过也正应了那句话：“四门（指过去的城门）贴帖子（告示），还有不认识字的。”应该是人所共知的事情总还是有人不知道或是不相信。尤其是那些单纯而又忠诚的人太容易轻信领导的许诺，相信自己的真诚，觉得肚里没病不怕吃冷粥，右派是因为他们反党我于心无愧怕什么？
鲁金年纪轻轻就当了领导，风华正茂心情舒畅，所以“鸣放”时没提什么意见反右时躲过了一场灾难。那时他坚守播音岗位对反右具体情况了解甚少，等抓出了右派他曾大吃一惊：他们怎么会是阶级敌人？但那么多上纲上线的揭发材料，右派分子自己也一个个“真诚”地挖掘反动思想，他相信了他们就是有问题，对这些人慢慢由同情、鄙视到仇视了。他觉得自己绝不会成为这种人，所以也就没有把这些放在心上。
现在是整改阶段，领导号召人人洗澡，自己可不能落后。鲁金这个连对象也没有的年轻人，心地透明得像一池清水把周围的一切都想得那么美好，只要领导号召就会把自己的心掏出来让人家看个清楚明白。所以当主持人让他要敢于向党交心时，他对那个敢于觉得特别刺耳，好像自己受了侮辱一样。他认为自己从十几岁就把命交给党了，向党交心还有什么敢不敢呀？他便像竹筒倒豆子一样，把平时的一些疑惑和看不惯的事情都抖搂了出来请大家帮助分析。
大家都要洗澡就意味着人人过关，刚刚打完右派有多少人愿意过这种所谓刺刀见红的关呢？有些人正乐得有个靶子出来给自己挡挡风雨。也有人受了反右派那种无限上纲的洗礼，把什么都看成严重问题。所以鲁金越检讨，有些人越说不彻底，说他还隐瞒了更卑劣的东西。鲁金急了：“我这些心里话都在日记里，我把日记念一念便知道这些就是平时的真实想法，我没有任何隐瞒。”不露日记还好，一露日记这可捅了马蜂窝了，念了一些以后人们却说日记里一定还有更多的问题。这个心地坦然的年轻人便说：“大家认为有问题，我把全部日记交出来大家批评帮助好了。”他一下交出了十大本日记。
他太单纯了，在抓右派的年代，谁的内心思想能经得住上纲分析？经过领导和积极分子审查，他的日记又发回来了，里边密密麻麻地划了许多红道道，告诉他这些全是有问题的地方让他检讨。他大吃一惊，不相信自己会有这么多问题。可是领导指出了，回避是不行的，自己又认识不到，他非常苦恼，想来想去觉得最好是把这些划红道的地方写出来让大家分析，自己赤诚无私怕什么？就是真有问题经大家帮助也可以提高认识。他一夜写了长长的一篇大字报，标题是《热诚希望同志们批评帮助》。这是一颗重磅炸弹震动了全机关，这炸弹不仅炸伤了自己，还炸着了台长引发了机关领导层中潜在的矛盾。
鲁金是台长一手提拔起来的红人。领导班子中早已不和，机关里也有人对台长不满，平时没法发作。这时一看台长的红人出了问题便大做文章。鲁金的大字报贴出后，反对台长的人便贴了一篇更长的大字报《认清鲁金的庐山真面目》。接着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把鲁金描绘成一个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眼看一场烈火就要把他烧得粉身碎骨，这时台长说话了：“小鲁向党交心交出了日记，又是自己把问题亮出来请大家帮助。就是有问题也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能定为敌我矛盾。”但有些人本来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打鲁金是为了反台长，而且这些人也不是等闲之辈，有领导支持，当然不愿善罢甘休。台长最终也只好来了个折衷，把鲁金下放农村以平息一些人的不平。
如在平时鲁金由于台长的保护，虽然捅了天大的窟窿但仍可以有惊无险，下去锻炼一个时期就没事了。但那时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反右运动刚刚走完它的最后阶段，不久又来了一个“反右补课”。这个运动一来，反对台长的人借鲁金事件攻击台长包庇阶级敌人，运动的领导权落在了另一些人的手里，立即把鲁金调回来说：反右鸣放时你没说出重要问题，是有人向你透露了中央关于“引蛇出洞”的机密不让你说。你那些问题说轻就轻说重就重。你交待了庇护你的人对你可以既往不咎，要是拒绝交待就新账老账一起算。
鲁金以前一直迷惑不解，自己对党一片赤诚为什么会落得这样一个结果？现在他明白了整他实际是要打倒台长。他十分气愤斩钉截铁地说：“没人向我透露党内机密，这完全是主观臆断。”这样后果可想而知，原来要整的台长都解脱了，鲁金却定为极右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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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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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年轻人以前不知道什么叫苦恼什么叫忧伤，现在这一切被击得粉碎，突然间世界变得黯淡无光，心中的理想成为泡影，满怀的希望化作绝望，他深深陷于悲痛与愁苦之中。他受不了这种孤寂，受不了这种羞辱，觉得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还有什么意义呢？他想到了死。他寻觅死的方法，琢磨死的时机。他最后从药物学中找到了六泾苯巴比妥，吃够量必死无疑。他便动了心机老去机关医务室看病。医务室惟一女医生眼看一个年轻有为的小伙子吃不下睡不好内心里非常同情。慢慢两个人就熟悉起来了，医生有时去打水或是上厕所，她就让鲁金给她看会儿门，鲁金就趁机会分四次拿了一百多片苯巴比妥。高出了最高剂量很多，什么时候要死，这只是在顷刻之间了。
死的煎熬使他更加痛苦。他留恋这个世界，最舍不得的是年迈的母亲。亲爱的妈妈一直跟着他担惊受怕，地下工作时他出去执行任务。母亲总是吃不下睡不着，惊恐不安地等他回来。现在和平了自己又工作了，没能孝敬母亲还要给她一个更大打击？可是现在这种样子又实在没脸再见母亲和亲人，觉得没法活下去。
为了提前处理后事，他首先把几百元公债给妈妈寄去了，并且写信编了瞎话，说他要调到南方一个秘密单位去几年，有重要任务，不允许通信。可是越写越觉得不是滋味，这不是再一次欺骗母亲吗？而且这种欺骗，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只能把老人无情地推向深渊，罪过呀！泪珠儿一串串地打在了纸上，一会儿就洇湿了一大片。他不知不觉地把信撕了个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