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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爹爹抱回家。他用粗壮有力的双臂，托起了爹爹那瘦小枯干骨瘦如柴的身躯，他不再哭喊，让爹爹安安静静地进村。但却止不住泪如泉涌，两眼珠泪涟涟，流成了两道小溪，流湿了自己的衣衫，流湿了爹爹的胸膛。三十多年父子相依为命，如今却只剩下孤独一人，再也看不到爹爹，想到这里，他又不禁大哭失声，涕泪交流。
进村后，早起的人见了他抱着他的爹爹都惊异不止，又好像在意料之中，没有人问询，没有安慰，只有低声的叹息。要建贵平时就经常木格登登地愣神，这时两眼发直，见了人好像没看见一样，像是个木头人一步步向前挪去。一进家嫂子看见了，吓得目瞪口呆，赶紧呼叫丈夫。要建富一见立即哭叫起来，一边哭一边卸下外屋的两扇门板，搭成了一个停尸床，慌慌忙忙地拿出了爹爹的褥子铺上，停好了尸，一家子大人孩子都哭叫了起来。
消息迅速传遍了全村，许多人都出来探听消息，许多人惋惜，许多人不平，但是人们只是仨一群俩一伙地悄悄议论，没有人敢于公开表示不满。因为死者是被批斗对象，按当时流行的说法是自绝于人民，所以即便平时相交较深的人也没有人去探望。只是支书治保主任去了，生产队长们去了。
除了这些头面人物，还有队里不怕担嫌疑的白敬威、白老六、王光华等人也去了。其他人只是在院外围观。治保主任说：“死了也不能算完，得开批斗大会。”大炮说：“是！虎书记临走说了，跑到了天边也得抓回来；死了也得批斗。”治保主任说：“你们不能埋，开完批斗大会再说。”
要建贵气得脸都白了，两个无神的眼睛瞪得圆圆的，瓮声瓮气地说：“人死了你们都不让他安生，要斗你们斗我吧！”治保主任说：“你这是干什么？造反吗？……”要建贵还要争吵，要建富赶紧瞪了他一眼，拦住他说：“你别说了。”然后问支书：“什么时候开会？”支书说：“明天。”要建富奇怪地说：“明天？你看看我们家这地方，人停在那儿，在外屋就没法做饭了，总不能让活人和死人睡在一个炕上吧？这样吧！不管是啥分子，生是大队的人，死是大队的鬼，我们把人送到大队去，任凭大队处置，爱咋批就咋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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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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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富脸色宁静，声音平和，一点也看不出赌气或是不满的意思，内心里却充满了悲愤，而且话中软里有硬，是故意给支书摆出的难题。大炮不傻，还能听不出话中有话？一听便火了：“你这是啥意思？你爹是自绝于人民，又不是大队逼死的，死人送大队干什么？向大队示威吗？”
“埋又不让埋，大队要批斗，送给大队留着批斗，这不合理吗？大队地方宽绰，有地方放；在家里你看往哪儿放？死的死了，活的还得活呀！”要建富话虽然有点急，但仍然压抑着自己心中的冲动，故意表现出态度十分祥和，使对方很难找茬发作，更不好抓什么小辫子无限上纲。这态度、这些话说得能说会道的大炮也没了什么话应对，只是直着脖子喊道：“谁不让你们活了？死了也得批斗，这是虎书记留下的话？把人送大队这是啥意思？”
大炮还要发火，白敬威拦住了他：“你等等我说几句。我早就想说说，又一想一个草民还是少管闲事为好。看你们这么半天争执不下，又觉得乡里乡亲还是说说为好。自古以来就是死了死了，死咧就了咧！死了就埋了吧！入土为安，不光是指死人说的，也是指活人说的。人死了，你再批他能知道啥？还不是让他们作子女的为难？他有罪子女们没罪，过去就算咧！现在天这么热，老放着让他臭在家里？”有人开了头，周围的人也就敢说话了，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死了埋了算啦！骑个驴有啥批头？”向来不爱说话的白老六也说话了：“骑驴是我让他骑的。谁想到会惹下这么大祸？有啥错怨我。批啥？”
“铜钟啊！”白敬威很少叫大炮的大名，在这种严肃场合，他觉得还是叫大名为好，“你看大伙儿也是这个意思。埋了吧！公社那头，你去交待。公社一定要批，埋了也是照样批嘛！”
大炮心里也明镜似的，为这么个事，人都死了，有啥批头？可是在他那位置上，公社又有话，不得不那样表示。现在看到人们这种情绪，便也就坡下驴：“二叔既然说了，大伙儿也是这意思。”转过头去对治保主任等几个干部说，“咱商量一下，给公社说说？咋样？埋了吧！”治保主任说要批斗，也是觉得职责所在，他也心知肚明，这么点事批啥？见支书同意埋，便痛快地点了点头，其他人没说什么，大炮果断地挥了一下手，好像十分豪爽又敢于承担责任的样子大声说：“埋吧！公社怪罪下来我兜着。”
干部们走了，围观的走了。要家也安静了下来，只有一家大人孩子的哭泣声。人埋了，没有锣鼓奏乐，没有祭奠仪式，没有送殡队伍，也没有哭声。什么时候埋的，怎么埋的，连街坊邻居也很少有人知道。
要得平，一生也没有得到平静；只有这时默默地走了，走得是那样平平静静。从此没有人再提起他，也没有人再议论这件事情。好像他已经走了很久很久，好像这件事发生在一个遥远的年代，早已被人遗忘。
只有一个人总是神情恍惚，魂萦梦绕，心中放不下。那就是他的儿子要建贵，不仅干活的时候痴迷瞪眼地发呆犯傻，休息的时候更像着了魔一样缠着白刚：“老舅！我觉得我爹还没走远。”白刚说：“别瞎说啦！死了死了，人死了就了啦！还有什么走远走不远的。”要建贵说：“我说他的魂儿没走远。”白刚说：“哪有鬼呀魂儿啦的，那都是瞎说，没有的事儿。”
“没有的事儿干啥？昨天夜里我回家一进门看见一个人一晃上门后头去了，就是我爹，我赶紧到门后头去找啥也没有。在屋里屋外找再也看不见了，你说这不是他的魂儿是啥？我爹也是不想走啊！”要建贵说得十分真诚，绝对是他的亲身经历。白刚说：“人死了怎么能还看见呢？那是你心里想得悲切，眼睛里发生了一种幻觉。一瞬间好像看见了，马上又消失了，其实什么也没有。”要建贵说：“你说真的没鬼？”白刚说：“没有！老人死了，又是这样死的，你心里悲痛、不平，想得痴迷，以后还可能发生这种情况，鬼是绝对没有的，不要怕。”
“老舅啊！我是怕啥呀！我倒希望有鬼呀！我爹的魂儿能在黑夜到家来看看也好啊！他舍不得走，我们也想他呀！他命苦啊！”说着这个愣头愣脑五大三粗的小伙子竟然又哭了起来。
白刚万万想不到他竟希望有鬼，而且希望与鬼相处，自己打破了他的幻梦，倒觉得有些歉疚了。一个很长的时间，要建富见了白刚总是眼泪汪汪的，又痛苦又羞涩，见不得人的样子。要建贵则是不断地述说着他一个一个的噩梦。死了的平平静静地走了，活着的则是不尽的悲痛和无限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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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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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得平的死，在白刚的心里也引起了深深的震撼。他原来觉得自己只要谨慎小心，就不会有什么事。这些年虽然风风雨雨，但终究熬过来了。尤其是回到家乡以后，觉得白一村人还朴实，家族的人也多少有个照顾。可是到了关键时刻，有时人们也会身不由己啊！要得平虽然一向规规矩矩，小心谨慎，连孩子们说句大话，他都坚决制止，在村里人缘也不错，但是因为这点小事不是落了这样一个结果吗？看来这里不是久留之地，能离开还是争取离开。
促使他离开的更迫切的原因还是经济问题。他们又有了一个女儿，吴玉萍生小孩以后便回农业局机关了。机关没有宿舍，在外边租了一间民房，还要雇一个保姆照顾小孩。她一个月工资只有四十元，养一家人。保姆一月十六元，加上房租就去了工资的一半多，留给她们一家四口的只有十几元钱了。
白刚在队里累死累活一月只有五元左右的收入，还不够保姆工资的一个零头。而且两地生活白刚带着儿子，一出工锁上门便把儿子扔在村里没人管。吴玉萍带着女儿处境更难，保姆是只管上班的八小时，上班时把孩子送去，下班便把孩子接回来。所以下班以后既要忙着做饭，还要照顾孩子，忙得晕头转向。心情又不好，孩子没奶，还要想法给孩子做吃的东西，两地生活花销也增加许多。
白刚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