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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了，出来倒好。这里起码不用整天担惊受怕，没人勾心斗角出难题了。工作虽然困难，慢慢做呗！以前来了工作组因为吃饭睡觉没人管，当天就回公社了。有的工作组在公社吃住，白天上村里转转，跑上两三天没人理也就放弃了。他们算是幸运，遇上一个能管事的熟人，总算在这村站住了脚。
头一炮打响以后，全组人很高兴，积极性都很高。深入了解情况，耐心做几个干部的工作。为动员在村里有威望的老支书田玉生出山，老郝和吴玉萍整整用了三天工夫，坐在他家炕头上和他促膝谈心，终于解开了他的思想疙瘩，同意牵头组织新班子。
来时公社领导说你们能在村里住下去就是胜利，能把班子建起来就是最大的成绩。他们来的日子并不多，不仅站住了脚而且把班子整顿好了，各项工作都纳入了正轨，有条不紊，这是多大的成绩？可是上级不看这些，早忘了刚来时他们说的话了，却是想要什么就得给什么，让你清查你就得找出有反革命活动的阶级敌人来。找不出来就是阶级立场不稳，甚至归结到两条路线的斗争上去，这叫什么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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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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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查以后，吴玉萍提出是不是研究一下下一阶段的工作，看看斗批改怎么搞。老郝说：“研究啥？反正咱们干多少工作他们也不认账，怎么干也是没好。在长期瘫痪的村建起了班子，坚持正常工作，就算不错了。以后工作看他们怎么布置再说吧！斗批改不就是解决领导权问题，使班子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吗？这目的咱们已经达到了。”
基本目的达到了，工作组还干什么呢？吴玉萍没有问，组长心中的痛苦她理解，组长心里的想法她也清楚，那就是不要再忙活，潇洒一点听喝算了。这次挨批对吴玉萍倒没有什么打击。因为她向来也不想在工作上争什么先进，而且她挨批挨斗经得多了，曾经沧海难为水，这种批评算什么？别说是背对背对全组进行批评，就是面对面指着她的鼻子说她包庇了阶级敌人，她也不会有多大痛苦的，顶多还是回干校劳动呗。
经过和组长一番交谈，吴玉萍心里倒轻松了许多，以前觉得组长对自己不错，就应该事事想在前头为组长当好参谋，所以没人督促自己心里那根弦也总是崩得很紧，对组里工作总是尽心谋划。一个多年被人看不起备受欺凌的人，只要别人稍微对自己尊敬一些就心满意足了。既然组长是这个态度，自己就不必多操心了。
思想一松下来，就又牵挂起白刚来。这次家里大清查肯定是重点了，到底怎么样？他那个犟脾气好凿死理这回会不会和人家争执起来？当年机关肃反时他成了重点，抄家大搜查并把他看管起来，在那种形势下他还和领导凿死理讲宪法，说人家违反宪法，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力和自由。当时没人理他，宣布他没有任何问题以后他又提出这一问题，领导解释的也妙：“一个党员把生命都交给了党，党对他有怀疑检查一下他的东西，让他在屋里好好反省问题这有什么？爹妈拍孩子两巴掌，对也好错也好，都是家里的事，这碍着宪法什么事了？”
白刚知道这是强词夺理却也无话可说。是啊！你把生命都交给党了，关你几天你还较什么真？这次他已不是党员了，虽是摘帽右派，但是按法律来讲他还有公民权，他是不是又会和人家讲宪法认死理？越想越不放心，恨不得立即飞回家里看个究竟。可是又想现在离上次回家时间不长，再请假合适吗？所以几次想和组长请假，又几次不能开口，拖延了一些日子再也按耐不住了，决心去请假，老郝非常痛快地批准了。
吴玉萍回家以后，看到白刚依然故我，孩子也没事，这才放心了。问起大清查，孩子吓得马上脸色灰白，她就知道有多么厉害了。白刚却像讲故事一样绘声绘色地介绍当时的情况，说到有趣处还哈哈大笑。吴玉萍说：“你还有心乐呢！都把我吓死了，多少日子我吃不好睡不好。我就担心你这个认死理凿死卯的毛病，又和人家讲宪法。”
“哈哈！我再迂腐也不会迂腐到那程度，现在国家主席都被整得死去活来，还能讲宪法？”吴玉萍说：“你知道这个就好！我就怕你那个犟劲上来不管不顾。”
“唉！劳改那十几年，把我的锐气消磨光了，我还真没那个胆。”白刚深深叹了一口气，“你看人家大哥那两口子，就是要争要抗要讲理要不管不顾，结果要斗他就是没斗成。”说到这里白刚又精神焕发起来，像讲故事似的介绍洪光两口子怎么据理力争，硬是把个斗争会给搅散了。吴玉萍说：“咱可不能跟人家比，咱没那条件。听见没？咱可不能不管不顾啊！”白刚像个听话的小孩子一样笑了笑然后说：“我知道！可是这年头也不能太老实实话实说呀！”接着他又兴高采烈地介绍起如何机智地保护他那部长篇小说稿子和另一部长篇小说十多万字的片断。
他这一介绍坏事了，引起了吴玉萍的警惕：“这些稿子在哪儿？还有你那些日记、杂记本？”白刚感到奇怪，她吃惊地问这个干什么？他说都在皮箱底层里呀！吴玉萍说：“你还留着？赶紧烧掉！”白刚听见了，但是他不相信：“啥？你说啥？”吴玉萍说：“烧掉！”
白刚听见妻子又一次说烧掉的时候，脑子里嗡的一声好像劈雷灌顶，立即成了一片空白。等了好一会才清醒过来，马上把头一摇：“不！留着。”他简直难以想像这些东西会自己亲手烧掉。为了写这两部长篇，在劳改队严密的看管下在那样的艰苦环境里，他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耗尽了心血才写成的啊！又是费了多少心机冒了多大的风险才混过了一次次的检查闯过了一次次的难关把它保存下来啊！现在好好地保存在自己家里，又要烧掉？这怎么可能？
“留着那个干什么？你看这形势，咱还有出头之日吗？”白刚说：“我相信会有的。”吴玉萍说：“就是有，那得哪一年？我们还能等得上吗？”白刚说：“等不上就留给子孙后代。”吴玉萍说：“你还是想想现在吧！你不想想你写的是什么？一上纲你受得了吗？”白刚说：“我写的什么？我相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绝不是反动的。”吴玉萍说：“你老是一厢情愿。现在流行的是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反右前你写新入工厂的姑娘们在院里追着玩，‘像小野马似的撒欢儿’，不是就因为这一句毫无问题的话说，你是‘带着刻骨的阶级仇恨，恶毒地辱骂工人阶级’写进你的处分结论里吗？你的教训还少吗？你写的那些东西给你摘出几句就可以判你死刑啊！你知道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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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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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刚不说话了。他心里非常明白，他那部长篇是写地下斗争的。从哪里断章取义、无限上纲都可以找出问题来。甚至说你是借国民党特务的嘴骂共产党你也有口难言。可是他克服了多少困难经历了多少风险才保存到现在，怎舍得烧掉？沉默了一会儿，他还是想说服妻子：“我知道这是冒着风险，可是主要的危险已经过去了。在劳改队一年搜查几次都没出事，在农村几年来都没搜查过，这次算倒霉赶上了，可是也过去了，还能老搜查吗？”
吴玉萍知道那些东西是他的心肝，他总是抱着幻想，做着平反的迷梦。对这样的人有什么办法，也不能让他太为难太伤心，便只好退让了，无可奈何地说：“唉！真拿你没办法，总是跟着你担惊受怕。”
第二天“二一歇”时夏雷队长便板着个脸说：“今黑夜开会，不管男女都得来，谁不来也不行。”话语不多，但人们从他那严肃的样子看出来这会必定很不平常。回家以后白刚和吴玉萍说队长今天通知开会，态度特别严厉，不知又有什么情况，两个人的心立即又悬了起来。
会议在生产队的办公室召开，所谓办公室只是里外两间相通的小屋。里屋除了会计的桌子凳子小板柜（会计的文件柜兼保险箱）和饲养员的床铺以外，便没有多少地方了。外间屋本来就很小，还有一个给猪熬食的大锅台，几个角落里都堆满了牲口饲料和许多绳套。平时开会来二十几个人便里外屋都挤满了。里屋向来是队长、会计和有头有脸的年岁大的人们的席位。
外屋则是妇女、小青年和在队里没什么地位的人，包括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子子孙孙们的地盘。平时这里顶多只能坐个十来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