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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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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反革命的工作结束了，还发生今天这种事，这能让人放心吗？翠花同志，你是个明白人，这要上上纲，往高里一强调，不就是反革命活动吗？”吴玉萍觉得不能不给马永昌这些人提个醒儿，可是也不能吓着他们，那样他们可能更疯狂，惹起更多麻烦，便又把话往回收了收：“当然，不是说这些人就是反革命，我们不会无限上纲，有些人可能是对我们有啥误会。斗批改任务很多，就是不搞‘一打三反’了，最后还要整党，整顿健全领导班子，哪样工作我们都必须接触群众，听取群众意见。现在我们到群众家串串门，都遭人暗害，就算是对我们有误会，你看，这些人是不是也太过分了？连工作组的安全都不能保证，能说‘一打三反’搞好了吗？能说班子整顿好了吗？我们对县委还要有个交待呀！”
吴玉萍把马翠花说得脸上一红一白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她早就觉得村里有些事是做得太过分了，可是自己不敢说。马翠花回去，当夜就找到马永昌家里，把这一夜发生的一切全说了。她事先不知道村里采取这些威胁的手段，但她知道这一定是村里搞的，村里不布置，没人敢这么干。所以最后就大着胆子说：“我觉着不能让这些人这么干了，得保证工作组的安全。”马永昌把脸一板，不高兴地说：“让你看住她们，你看不住才闹成这样。不给她们点颜色看看，能治住她们吗？”
吴玉萍见村里对工作组采取了措施，便和黎娟商量赶快转移证据，让黎娟回家，把血衣和调查取来的证词都交给她母亲保管。郝组长和成强回来了。吴玉萍向郝组长汇报了查证刘国良一案的情况，说从调查的情况和取得的证据看，刘国良一案确是冤案，而且现在已到手的证据，基本可以定案。
老郝先是一惊，看看吴玉萍，又看看黎娟，怀疑的眼睛，不断在她俩身上逡巡。觉得我才走了几天啊！这个村情况这么复杂，你们就把情况搞清了？还拿到了重要证据？捅了这个蚂蜂窝，我们在村里还怎么工作？老郝过去说话还是比较痛快的，今天却有些犹犹豫豫，很长时间没说话。他慢慢腾腾地卷了棵烟，又低着头抽了几口，才抬起头来，看看她俩说：“这几天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为今后搞清这件事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可是我走的时候不是说顺便了解点情况可以，先别动这个案子吗？我看这事儿就到此为止，以后再说。不能让这事把咱们陷住，闹得咱们拔不出腿来，先了解了解面上的情况。”
吴玉萍对老郝的反对并不感到意外。知道老郝不愿意惹这个麻烦。可是现在已经搞到这个程度，停下来只会坏事。便说：“我看现在是事不宜迟，迟则生变。不仅是影响以后对这个冤案的查证，影响我们的整个工作，更重要的是会给提供情况的群众带来灾难。”
“我们还得依靠党支部开展工作，不能捅这个蚂蜂窝。”老郝不同意。吴玉萍说：“现在我们拿到了基本可以定案的证据，事实真相大白，已经不是什么蚂蜂窝。即便是个蚂蜂窝，也已经捅了，只有趁热打铁，不然只有等着挨蜇了。而且这样的支部还怎么依靠呢？”这些年吴玉萍对啥事很少表示自己的意见，今天算是个例外，她觉得没有退路了，不能把那些群众推入火坑。
“那你说怎么办？我的意见是在村里不能再继续调查了。”老郝因为他没有切身体验，对马永昌的恶劣行径认识不足。吴玉萍看看再坚持两人就闹僵了，对工作不利。便也退了一步，和老郝商量：“在村里暂时不调查也好。是不是和公社说说要刘国良案卷看看？就说村里有的群众有些反映，我们解释不了，看看案卷了解了解情况，你看行吗？”
看到吴玉萍那么客气地商量，老郝倒有些奇怪。觉得这有什么？这不是很正常吗？便说：“行吧！过一两天我到公社开会去，和他们说说把案卷调来。”
调卷，这是个关键。因为他们为平反提供的情况和证据已收集差不多了。急需了解的是卷里怎么说的，定案有什么依据。以前调查都是秘密进行的，马永昌知道了解这事儿可是并不知底，调卷这案子就算公开了。
原来吴玉萍以为老郝可能不同意，想不到他这么痛快就答应了，所以吴玉萍非常高兴。老郝正为可能闹僵犯难，看到吴玉萍高兴他也很满意。于是几个人都高高兴兴地计划开了这几天的工作安排和分工。
老郝走了的那些天，马永昌根本不照工作组的面。有时碰见了，也是冷着一副面孔。老郝一回来马永昌可勤快了，整天围着老郝转。饭吃得也好了，可能都挑着那富裕人家派的，又特别嘱咐了。每天中午不是烙饼鸡蛋汤，就是秫米豆干饭粉条炖豆腐。吃得个成强整天乐乐呵呵的，说这个马永昌对咱们还不错嘛。黎娟不高兴地说：“这是郝组长来了他才老实了，你们没来那几天，可把人治苦了。”
这种争论说得老郝心里美滋滋的，他觉得咋说女的就是压不住茬。独有吴玉萍担着一份心，她觉得这事儿不会就这么轻轻松松地了结，总有一天还会爆发的。所以不管是吃饭还是出门，总是背着她那挎包，一会儿也不离身。因为那里面装着她记的材料，虽然人名她都用暗号或密语写了，可那些事也是暴露不得呀！老郝看了很不以为然，说：“你老背着个那个干啥？也不嫌累赘？咱都在村里，还能有啥事？”吴玉萍笑笑说：“还是小心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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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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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卷拿来了，吴玉萍想这案卷一定是厚厚的一本。没想到把一个人打成反革命，把一个人打死这么简单就了结了，案卷里只有不多的几张纸。
一张是大队革委会写的结论，还有三张纸是证明。令人难以相信的是这三张证明不仅是一个人的笔体，而且文字完全相同，连哪里是逗点哪里是句号都一样。只是最后落的姓名不同。名字后面是浓浓的一个红色大手印，因为颜色太重，已看不出指纹了。
一份是刘国良招供笔录，仍然是写证词的那个人的笔体，有一部分和证词差不多，只是更简单，说刘说“你们（指马支书）都是反革命，是土匪”。还有一份“医生鉴定”：刘国良死于心脏病，猝死。却连个医生的签名也没有，只是盖了一个公社的公章。
吴玉萍觉得这不是一般的疏忽。人们说是马翠花写的，看来很有可能。只是马翠花清清楚楚人是被打死的，被迫写了鉴定，却不愿担这个责任，所以故意不写名字。村支书也不懂这些手续，当下就混过去了。还有就是结论材料上有两个人签名同意。一个是公社党委副书记，就是在孙村斗孙绍安时参加大会的那个人。另一个人是县斗批改办公室还是公安局的？就不得而知了。这样的案卷怎么就能结案呢？
吴玉萍以前曾抽调到公社帮助搞过专案材料。看过不少各类人的卷宗，也熟悉定案卷宗应该具备哪些程序，哪些材料可作为定案的依据。像这样简单的案卷真还没见过，这是仓促作假临时拼凑的，作假的手段也很不高明，显然没经过专门部门审定。
吴玉萍查阅了自己的记录本，打证的三个人都是当时毒打刘国良的打手，他们的证明怎能令人相信呢！看了案卷以后，吴玉萍信心十足非常高兴。觉得这回事情简单了，这件冤案很快就能平反。和她们调查的那些有力的证据比起来，这样的材料怎么能站得住脚呢？她迅速把材料一字不少地全抄了一遍。而且还加了一份小心，把卷宗材料和抄件全带在了身上。卷宗的牛皮纸袋子不好带，她便把给公社汇报的草稿装在了里边，留在了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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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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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卷第二天的一大早，吴玉萍她们还没起，成强便来急促地敲门。黎娟说：“啥事，这么急，我们还没起哪！”成强说：“快穿衣报！有急事。”她俩穿好了衣服，黎娟去开门，对成强说：“火上房了？看你风风火火的样子。啥事？”成强一进门便紧张地说：“昨黑夜你们这儿有啥事没有？”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