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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娘，这么大个村，就没人敢说个直理？”吴玉萍不相信群众中就没有坚持正义的人。大娘说：“有人敢说怎么样？人家人多，咱们人少。公安局的来了，还问过我呢！说刘国良是不是反革命？我说不是。他们说人家都说是，你说不是有什么证据？我说你们说是有什么证据？他们说他反对文化大革命，攻击毛主席，有他的口供，他还按了手印，这就是证据。我急了，他们家三代贫农，毛主席领导穷人翻了身，他家才过上好日子，他又当了多年兵，回村当了干部，他怎么能反对毛主席？他们嘿嘿冷笑：跟毛主席革命几十年的元帅、国家领导人，不是也有不少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吗？我说那口供是他们逼的，他是被打死的。他们说你见了？我说听人说。他们说那不足为凭。再说反革命哪有那么容易甘愿投降的？教训教训他也是情理之中嘛！我知道你们是刘家一姓，还有亲戚关系，你也是贫农，可要和他划清阶级界线，包庇反革命，可没好下场。”大娘又哭了起来，“县公安局都这样，你们还能整得清吗？从公安局下了结论以后，那一伙人更不可一世了，经常在大喇叭上广播：谁包庇反革命，与反革命同罪，小心你们的脑袋。连他娘现在都不敢说话了，别人谁还敢出头说话呀！闺女，你们可千万别启动了。”
黎娟没主意了，她没想到连公安局都向着人家说，还有那么多证据。这个一向快嘴快舌的闺女，也没话说了，看看大娘，又看看吴姐，一脸的无奈。吴玉萍也感到压力很大，事情比她想象得更复杂，可是心里也更气愤了。觉得这还有好人的活路吗？于是下定了决心：“大娘，事情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再有证据，也都是假的。你老既然知道实情，就帮我们把事闹清楚吧！别说是你老的亲戚，就是个一般人，也该帮帮我们。”大娘说：“闺女，我把复杂情况都告诉你们了，住手吧！你想想，死的是我外甥，我不心痛别人，还不心痛我姐吗？可是再心痛，我外甥终究是死而不能复生了，我不能护着死的，我得护着活的啊！大娘实在不忍心把你们两个好闺女往火坑里推呀！大娘本想留你们吃饭，是为这事来的，大娘也就没法留你们了，说得不少了，你们走吧！”大娘连推带搡地把她们送出了门外，她自己却含着眼泪，没敢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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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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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大娘处回来以后，一连几天，没有机会再去刘大娘家，因为马翠花天天来盯着，怕连累大娘，吴玉萍只好在屋里呆着。
有一天晚上，吴玉萍决定自己独自到刘大娘家。黎娟急了：“那可不行！黑夜多危险哪？我不让你一个人去！”吴玉萍说：“娟儿，我主意打定了，你就别说了，我赶紧走，要不又许走不了啦！”吴玉萍戴上棉帽子，又把两只帽耳搭拉下来，披上外套，那时的装束，男女差不多，从远看，就认不清是谁了。她不管黎娟的抗议，终于去了。
刘大娘一见吴玉萍便急了：“我的乖乖，你怎么黑夜又来咧！我不是让你这几天别来吗？危险哪，你怎么不听娘的话呀！”吴玉萍说：“大娘，这事儿我管定了。我们再不管，国良的冤枉就会石沉大海，以后就不会有人管了，村里坏人就会更猖狂。我白天想来，让人给缠住了。你看我们工作组还担惊受怕的，能看着群众长期过着胆战心惊的日子不管吗？”
“闺女，大娘也是眼巴巴地想有人把这事给弄清啊！可是你想过没有，光大娘一个人说能算数吗？现在连他娘都不敢说话了，别人谁还敢说话？再说空口说白话谁信？啥是证据？咱没证据啊！可怜我那国良啊！多好的孩子啊！可惜没法替他伸冤了。”大娘说着，抑制不住自己的痛苦，又哭出了声来。
吴玉萍没想到大娘还有这一层顾虑。便说：“大娘你老别哭了，有人替他伸冤。告诉你老实话吧！证据就在我手里，谁也赖不掉……”大娘奇怪地说：“你有什么证据？”吴玉萍说：“血衣！”
“啊？不是烧了吗？咋会到你手里？”大娘惊呆了，“那可是个祸根哪！公安局的人走了以后，大队里让她娘交出死人的血衣，他娘说看着伤心，烧了。把他娘整得死去活来，折腾了几个死啊！也没整出来，人们都说烧了，怎么又会到你手里？”
吴玉萍没有回答大娘的话，接着说：“他娘也不是死了心了，只是不敢明说。老太太决心为儿子伸冤。”大娘吃惊地望着吴玉萍，半信半疑：“你怎么知道的？”
吴玉萍把夜里发生的事件说了一遍。大娘高兴地说：“肯定是他娘送去的。”吴玉萍情深意切地说：“大娘啊！人家舍着性命危险把血衣、告状信交给我，我能只考虑自己不为受苦受难的百姓想想吗？老太太把舍着性命保存下来的血衣交给我，这是她最后的一着棋了，我要再不管，把它交到别人手里，就把老太太推到火坑里去啦！我尝过受冤枉没人管的滋味。”说着她不禁泪珠儿一串串地往下掉，也不知是为老太太而哭，还是哭她自己。这回倒是大娘劝她了：“孩子啊！别哭了。大娘是为你担心哪！你既然决心要管，大娘能让你为难吗？再说我老姐姐都舍出命去了，我能看热闹？大娘不怕，把啥都告诉你。”
村里马、刘两姓的宿怨虽然由来已久，但是矛盾的公开化、尖锐化还是近几年的事情。这几年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这些运动就为家族间纠纷，派性的矛盾，或是个人间的嫌隙仇恨，增加了助燃剂，为挟嫌报复、公报私仇带来了方便。使一些人冠冕堂皇地以革命的名义，达到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四清运动”时，桥头营主要干部多是马家的，被整得死去活来，都成了“四不清”干部，连他们的子女都跟着倒了霉。因为刘家的人斗争积极，“四清”后村里主要干部便成了刘家的人。
马家的下台干部心中不服，几个人凑到一起，经高人指点，便捏造了一个以刘家干部为主的农村秘密组织，说他们秘密串连，辱骂伟大领袖，目的是推翻共产党。他们觉得单说一个村不容易被人相信，便联络了其他村个别下台干部，一起捏造了一些人的“罪状”，还编出了一部分骨干名单，密报到公社。
公社书记慌了，认为事情重大，亲自找到县委书记。县委书记认为事关重大，不可大意，必须下大力量搞清楚。连夜从公安局、县委等部门抽调五十多人赴公社十一个村，开展挖“残反”（残余反革命）运动。桥头营刘家的干部都上了黑名单，被隔离审查批斗。
“文革”一开始，这些被审查家属的子弟都是响当当的“红卫兵”。红卫兵兴起以后，大造“挖残反工作组”的反。被隔离审查的全部解脱了，造反的这些子弟们还不干，说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专了他们的政，吓得工作组连夜逃之夭夭。
“挖残反”后上台的马家的干部自然又成斗争的对象，不仅靠边站，有的还受了残酷的批斗。但很快斗争的大方向又是指向更大的“走资派”，揪斗县委书记、县长等这些“大人物”。对村干部批斗的劲头也就小了。村里造反派虽然夺了权，但没个系统的组织，所谓名不正言不顺；原来的村干部虽靠边站，但没正式免职，正所谓是百足之虫，僵而不死。村里已成了一种混乱局面，经过各派大联合、老中青三结合，成立革委会以后，因马家在造反派中党员中都占优势，在村里人也多，又加马永昌在“四清”以前“挖残反”以后当过多年村里主要干部，便又成了支书兼村主任。
在你整我我整你的政治运动中，在马、刘两姓的权力争夺中，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干部说换都换，刘国良就是其中特殊的一个，可以说是三朝元老。他是“四清”运动前从部队复员回家的，在部队中入了党，立过功，当时村中虽然马姓当权，但由于他从小离家，在两姓中没什么恩怨，人又正派，同时上级又一再反对干部中一姓清一色，所以当时的支部书记马永昌便觉得这是刘姓中可以争取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