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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起她，请她在表妹家吃饺子，用意她当然明白，就是为了整他表妹夫的对手孙绍安。谁知她却明斗暗不斗，同情孙绍安。所以临走便告诉公社副书记，要给工作组严厉的批评，并且让他们立即回公社进驻一个老大难村，给他们一个考验，再打不开局面，就处理他们。
工作组回公社以后，公社书记便找老郝谈话，传达了要让他们进驻一个老大难队给以考验，但是严厉批评那一节却免了。还说孙村的事我知道，那村卖羊肉有历史了，批批可以，一时半会儿的谁去也解决不了，不能怪你们。你们要去的桥头营，是全县的老大难，成了我们公社一块心病。
村里七股八叉你告我我斗你，几次进驻工作组，也摸不清个是非。不是被逼走了，就是觉得没法办，连饭也吃不上，自己主动撤了出来。公社没力量解决，只得依靠工作组，你们组力量强，希望去了给我们好好解决一下。借这次“一打三反”运动的东风，把坏人彻底整治一下。班子不行，该调的调该撤的撤，你们做主了。
老郝当面也说好好好，心里却憋下了一口气。他觉得他们在孙村认真学习政策，深入群众，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孙绍安本来没问题为什么狠整人家，不就是为给朱一夫的姘头家铲除一个竞争对手吗？老郝在县局里是个老干部了，朱一夫是工人时他就是个中层干部，根本没把朱一夫放在眼里，朱一夫也管不着他。经过孙村这回事情，他就更看不起朱一夫了。公社书记谈话以后，老郝马上传达了公社书记的意见。
刚传达完成强便闹了起来：“为什么这么对待我们？我知道桥头营是个根本没人去的村。说好听的再难也不怕，反正是为了工作嘛！惩罚我们不干！组长，你当时就不该接受这个任务，这是侮辱我们！你提提就说是我们全组的意见，要求换一个村。”黎娟也很生气：“我们辛辛苦苦干工作倒落不是了，他姓朱的算干什么的？就知道吃喝玩乐假公济私，却处罚我们。我同意为争口气，也得换个村。”老郝本来对上级决定是很尊重的，这时却板着个脸一声不吭。
吴玉萍这些年被歧视折磨惯了，对这类事也经得多了，没拿这些当回事。她认为只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别说公社书记还说了句公道话，就算他也不理解又怎么样，咱干咱的干完了走人，有什么关系。尤其使吴玉萍比较放心的是她在桥头营住过，给她的印象还不坏，和老乡处得也比较好。当时有一个房东老大娘，非要认她做干闺女不可，吴玉萍不敢答应，怕单位知道了，上纲到搞封建拉拢又添新的罪状，可是大娘硬让儿子喊她姐。
那还是挨饿的年头，大娘知道她在别人家吃不饱，天天黑夜开会回来，枕头边不是用毛巾包着块热白薯，就是放着十几粒花生米。那是人人都难活命的年头，吃的东西多么金贵啊！吴玉萍有时吃着吃着都感动得热泪盈眶。吴玉萍走后，那位刘大娘经常打听她的消息，有时还让儿子到县里去看望，送些花生红枣去。
有一次吴玉萍下乡离桥头营不远，特意去看大娘，大娘一把抱住了她，含着眼泪喊道：“我那儿啊！你可回来了。”吴玉萍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大娘知道吴玉萍的身世，对她十分同情，有一次在灯下教她纳鞋底，一边捻线绳一边叹气，对她儿媳妇说：“你姐是只孤雁啊！多好的人怎么偏偏摊上这么个命啊！”这一声孤雁，说得吴玉萍满心凄楚。大娘看到吴玉萍难过，马上又劝道：“儿啦！别难过，好人终究有好报，以后会有好日子过。”
“娘啊！还会有那一天吗？”吴玉萍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娘。吴玉萍哭了，大娘也哭了，娘儿俩抱在一起痛哭。大娘说：“老天有眼，不会老让好人受罪的。”大娘儿媳妇在一旁也陪着哭了起来。此情此景吴玉萍一直铭刻在心。只是由于这几年政治运动不断，阶级斗争不断升级，吴玉萍才断绝了与大娘的来往。这回又去桥头营，虽然这里已成了老大难单位，但是能和刘大娘再次相见，她心里暗暗高兴，所以她不像别人那样气愤和难过。
看老郝板着个脸不说话情绪不高，她以为是老郝怕担子太重有些为难，同时也觉得成强和黎娟这种不满情绪，对以后工作不利。便说：“要求换村，恐怕是不行了，桥头营我以前去过，干部们还可以，不知这几年咋搞的成了老大难。那里群众基础不坏，我也有些熟人，咱去了先好好摸摸情况，也许并不像人们说的那么难。”
“咱出来不少日子了，人们也该换换季回家拿点衣裳了。先让成强、黎娟回家去，你要取衣服也回县里去趟。了解情况不急，反正解决一个老大难，也不是十天半月的事儿。”实际上老郝是对朱一夫和公社不满，情绪不高，不想积极卖命了，想休整一段再说。吴玉萍说：“我的衣服都带来了，回县也没啥事儿就不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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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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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驻桥头营，他们本来做了很坏的思想准备。因为70年代干部下乡，已不像50年代那样受欢迎。从60年代开始，三年饥荒还没过，运动便接连不断，工作组下去不是折腾群众就是整干部，群众哪能不反感？不过工作组权力很大，停职反省、撤职，甚至关押，那是家常便饭，而且主要是针对干部，所以不欢迎也不敢公开表示反对，但是使工作组为难的事也时有发生。比如工作组背着行李进村，村干部躲了不给面见，没人号房也找不着人派饭。有的虽然安排吃住，但干部不配合工作总是不上前，谈情况不是一问三不知，就是顺口说些假情况。
这次到了桥头营，却出乎他们的意外。工作组刚进村，大队支书早在那里等候，忙着帮他们卸行李搬东西，进屋以后，又是递烟又是倒水，十分热情。支书马永昌，不过四十出头，个子不高，白净脸胖胖的。一看就知道不是整天在地里干活的人。穿着一身蓝咔叽布中山装，虽然洗得发白了但还是整整齐齐。小眼睛眯缝着，不正眼看人，好像总是眯着个眼睛暗地里琢磨对方似的。进村头一件事，本来是介绍村里情况，可是支书说：“同志们大老远地来了，又不是一两天就走，忙啥？”闲扯了一会儿，门口就有人喊：“工作组在哪屋？吃饭了。”
四个人一起去吃饭，还没进院老远便闻着一股油香，夹杂着葱花炝锅的味道。成强连连吸了几口气，高兴得几乎跳起来，小声说：“给咱啥好吃食？真香！”老郝回头瞪了他一眼，意思是老乡就在前面引路，你怎么这么没成色，一点不注意影响，成强立即低下了头老实了。
这顿饭确实不错，葱花脂油饼，外加一大盆鸡蛋汤。厚厚的一大摞油饼，一会儿就烟消云散，鸡蛋汤也喝了个精光。这是什么人家？老百姓多是白薯干子半年粮，吃顿好饭也就是玉米面贴饼子。一年才分个十几斤麦子，到这时候了哪里还有这么多白面？吃完饭抽烟的时候，老郝便问：“你家还有这么多麦子？”主人嘿嘿笑了两声，憨厚地说：“我家哪有麦子？分的那点麦子，麦收时吃两顿黑面馒头，过年吃两顿饺子早就光了。这是马支书从队上拿来的麦子，油、鸡蛋也是他拿来的，让我给工作组做饭。”老郝听了什么也没说。要给钱和粮票时，主人不收，说：“不是我家的东西，要交就交给队里吧！”
这顿饭吃得人们疑疑惑惑，不是老大难村吗？这样的好款待是什么意思？听着大家的议论，老郝一直闷头不语，只在最后才说了一句：“看看晚上的干部会吧！”在农村晚上开会，不论大会小会，一般都要集合很长时间。可是工作组刚进大队办公室，马永昌就领着一伙儿村干部来了。村支书一身二任，兼着村长，他一来就等于主要干部都到了。另外还有民兵连长、治保主任、会计和妇联主任。
当时村里还应该有贫协主席，实际是个有职无权的差事，有的村有，有的村早就有名无实了。支书说他们村原来的贫协主席免了，现在还没有选。各部门汇报完工作也就十来点了，进村头一次会，只是例行公事，相互认识认识，又加老郝情绪不高，心里早就盘算着回家歇歇，没提什么问题，所以什么重要情况也没谈出来。不过宣布散会后支书提出了一个问题，倒是给了人们一点震动。
支书说：“村子大，情况复杂，地富反坏右都有，不少人还有现行活动，另外还有些新生反革命，为了同志们的安全，你们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