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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了成分好的说说好话就许放回来，成分不好的打骂不说肉没收，弄不好还许关个十天八天的谁敢去。贫下中农卖肉也是偷着，半夜出去天刚亮就卖完了，赶的是鬼市辛苦着咧。”
听主任提到辛苦二字，妇女们又一个个诉起苦来：这个说家里缺米少柴，干一年还得向队里交钱，自己再不想点法咋办？那个说担惊受怕卖点羊肉不过换点油盐，能顶啥事？也有人说人还吃不饱，哪有粮食给羊吃，暖和天有青草，天冷了就是靠涮锅水、烂菜帮子和干草喂羊了。羊瘦得光剩几根骨头，剥不了几斤肉，能卖几个钱？说到这里有个妇女突然尖着嗓子喊了一声：“赚钱？还有赔钱的呢！”
“赔钱，谁赔钱了？”大伙儿纷纷追问。那个妇女说：“孙绍安家呗，你们不知道？”有几个人同时说：“人家那人深沉有啥事不爱往外说，我们怎么知道？”有人却要刨根问底儿：“自家养的羊贵点贱点都是收入，他怎么就赔了？”尖嗓子妇女说：“这可不敢说就没赔。”然后看了吴玉萍一眼：“人家吴同志让说这些事儿吗？”吴玉萍听说是孙绍安家卖羊肉赔钱，这孙绍安，不就是昨天吃派饭的那家吗？便很想听听：“你说吧！咱们拉家常啥话都可以说。”
那个妇女便说开了，别人有时也插几句。她们说孙绍安原先是学校老师，教得可好了，就知道看书老实巴交的又是个近视眼，回村务农以后生活就困难了。看人家养羊他也养了俩羊，前个晚上他请人给他剥了羊，昨天天不亮就到集上去卖。他一个人没个照应，又是头一回上集卖肉没有经验心太实。他为了好卖，把在家约好秤，扎成一嘟噜一嘟噜的羊肉，全拿出来摆在了一块塑料布上，让人家挑着买。
卖了几嘟噜以后人们看他卖得实惠，买的人越来越多，正这时市管会的人来了，有的买主认识扔下肉就跑，他也慌了忙着收肉又忙着收钱，有些人没给钱提着肉跑了，他也顾不得要钱赶紧把肉收起来就跑。结果有一半的钱没收回来，只剩了五嘟噜被挑剩下的肉。还幸亏没让人家逮住，要是逮住肉没收不说，卖的肉钱也得给搜去，还许不饶他。
原来偷着卖肉也是有诀窍的。根本不能带秤，都是在家里一斤一嘟噜一嘟噜地分好，把肉装在提包里或是一个口袋里。不能把肉都拿出来摆摊，顶多拿出一嘟噜来放在提包上做个样子，好让人知道是卖羊肉的。有人买了你才给他拿出一嘟噜来，他不满意可以给他换换，绝不能让人们随便挑，卖一份收一份的钱然后再卖。
一边卖还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有情况提起提包就跑，等市管会的人走了你再找个地方卖。孙绍安心实一下摆出来让人家挑，有人要买半斤他还解开捆给人家分匀，不仅费时间耽误了收钱，而且毫无防备之心，结果市管会的人一来，有些人不给钱就把肉拿跑了，他不赔钱往哪儿跑。
吴玉萍听了一阵心酸，这么一个老实人竟被人家抢了。她们昨天吃的，竟是被人抢剩下的羊肉，给工作组包饽饽吃了，不但没人说好还有人怀疑他心怀鬼胎。她对孙绍安充满了同情，但作为工作组当然不能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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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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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天的摸底，这村别的问题没有，只有卖羊肉是普遍性的历史性的。祖祖辈辈卖羊肉，家家户户卖羊肉，以前只有孙绍安没卖过最近也卖了。可是这村一直穷得丁当响，好过的没几家，要把这问题硬拉到走资本主义道路上来，实在说不过去。要找出典型批斗就更是个难事。工作组的几个人心里都清清楚楚，可是人们心照不宣，谁也不敢说出来。他们虽然出身、经历、文化程度各不相同，但面对现实他们认识却基本一致。
吴玉萍不用说，挨斗了半辈子，都是因为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在这种人为的阶级斗争中，她哪能忍心给别人随便戴上资本主义帽子？组长老郝是党员，出身也好，但家在农村老婆还是农民，对农民生活的艰难他能不清楚吗？要在这些老实的农民身上找典型批斗，让人怎么下手？
那两个农村小青年，虽然政治积极性很高，一听说是毛主席指示，恨不得马上就去找典型批斗，尤其是那个成强，一想起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绝不会手下留情。可是他们毕竟是农民，面前这种现实，这些农民就是他们的叔叔伯伯，兄弟姐妹，他们的家里也这么生活着，虽不一定卖羊肉，可是谁家没偷偷到集上卖粮食或是买粮食，他们的妈妈奶奶就没有到集上去卖过鸡蛋？怎么好给这村这么多的人定走资本主义道路呢？成强讨论文件时可以从炕上跳起来，说孙绍安给他们羊肉吃是心里有鬼，真到定性批斗上，他也难开口难下手了。
可是他们干的就是这种活，不开口不下手能行吗？还是老郝有主意，讨论到最后他终于说出了这村群众觉悟太低，主要问题是要好好上两条路线斗争这堂课，把卖羊肉这股资本主义歪风狠刹下去。一听这个吴玉萍这心里算是轻松了。那两个青年也拥护组长这英明决策，接着又简单议了几条措施。可是他们一致同意并不算完，还得向上级汇报啊！最后组长意味深长地对吴玉萍说：“写材料这可是你的拿手好戏了，县里有名的大写家，你就给上面写个汇报吧！”
吴玉萍苦笑了笑，她也知道自己责无旁贷。都知道她是笔杆子，写这样的小汇报，还不是老太太擤鼻涕——手拿把掐吗？所以她没说什么应承下来了。老郝安排完这阶段工作也就松心了，说到底就是个开展教育将来再展开大批判，这一段就没什么紧任务了。他的家就在附近，部署完工作就骑车子回家了，剩下的任务不用说都是吴玉萍的事了。
最大的任务是写汇报，人们都知道，做得再好不如说得好，说得好还不如写得好。刚一接受这任务时，吴玉萍没有拿这当回事，可是坐下来一写她可就发愁了。本来他们了解的情况是符合实际的，他们研究的意见也正确合情合理。可是如实写不上纲上线能交差吗？他们这个组马上就得挨批，甚至成为全县一个右倾的典型，不仅自己受不了也害了全组的人。上纲上线说这村资本主义泛滥干部不觉悟，两条路线的斗争十分尖锐，这倒是符合上级意图，可是那样就得大批大斗，不是害了干部群众吗？这真使她为难了，左思右想不好下笔。她琢磨的结果是先拖它几天再说，反正也没规定期限，又何必那么积极呢？
多次下乡的经验告诉她，工作组实际是个三不管地带。抽到工作组，原机关就不再管你。县委统一领导，那么多队分散到各村，交通不便电话没有，离县城少则三五十里多则百八十里，县里怎么管得过来？说是委托公社代管，实际公社没人过问。下来的都是县里各部门的干部，每个组还都有个不小的头头，公社干部哪能管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人家又何必多管呢？只要不犯大错，年底从公社转到县里的鉴定书都会写上工作积极，能完成工作任务等等，大家都能交差。
这次情况不同了，阶级斗争喊得震天响，不能不使她担着一份心。不过她想情况还会大同小异，这么多工作组，县里怎么会照顾得过来？汇报不好写就先不写了，先到户里转转去，也许会摸到什么新情况。她是记者出身，以前也多是上农村采访，有事没事她倒愿意和群众闲聊。现在更有一种新的需要，就是只有和群众在一起时，才能消除自己的孤寂和苦恼，忘却许多忧愁。她首先想到了卖羊肉被人抢了的孙绍安，便信步向他家走去。
栅栏门关着，她在门外头喊了两声：“有人吗？”起初没有人答应，过了一会儿，孙绍安媳妇才匆匆跑出来，见是吴玉萍连忙道歉：“唉哟！我当是谁呢，是吴同志啊！快进来坐吧！”话说得很热情，可是吴玉萍从她的表情上却察觉似乎有些惊慌。吴玉萍说了声没啥事，到你家来看看，说着便随她进了屋。
屋里黑咕隆咚的看不清东西，原来是窗户外面挡上了秫秸帘子。这帘子本是挡雨雪用的，大晴天为啥放下了帘子呢？往里一走模模糊糊看见炕上躺着一个人，分不清是男是女，吴玉萍以为是他家老人病了，仔细一看却是孙绍安。炕头上还放着一碗水和药瓶，看来刚才他媳妇正在侍候他吃药，听见有人喊，才匆匆忙忙出去的。
孙绍安见是吴玉萍来了，有些紧张便挣扎着要起来，可身上只穿着件破秋衣，又感到有些不便。吴玉萍忙说：“躺着吧！别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