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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摆着，童大夫在吓唬她，却并没有恶意。对徐海霞这类不算光彩的角色，60多岁的童大夫还担负着教育她们的责任，这就是老医生和实习医生的区别。所以徐海霞在这种时候总想找机会叫她声“妈”。
今天徐海霞却把她的话当了真，她心如刀绞，“哇”地就哭出来了，边哭边委屈地说：
“可是不行，坚决不能生啊……”
好在接近中午，病人不多，童大夫拍着她的肩膀安慰她，还不忘继续教育：“情况不允许也别折腾自己的身体啊，你看你现在血色素才几克？贫血那么严重，的确很危险的。”
“让我死了算了，我完了，我还有什么活路？”
“女人关键得多对自己好一点，要疼自己，孩子，懂吗？出路总会有的，得靠自己去解决，就是不能拖。”
“我哪里还有什么出路？我贱！是我太贱！”
“先别哭，先别哭，我给你检查检查。”童大夫像母亲一样地哄她，徐海霞开始脱裤子，爬上妇检台。
“哎呀，怎么又这样了？”
童大夫倒退了一步。徐海霞的两腿青紫一片，右膝盖上还破了一大块皮，渗着血。
“又是袁建华打的？我得和建敏说说，她哥哥怎么能这样，再打去告他！唉，你说你们呢，这种关系不正常啊！”童大夫摘下手套，往垃圾桶狠狠地甩下去。
徐海霞泪如雨下，嘴里说的什么更含混不清了。她自己亲妈什么时候对她说过这样暖心的话？从小她在家里就是她妈和她奶奶闹别扭的裁判，现在她妈还不如眼前的童大夫。她从来没感到像现在这样形单影只，简直支持不住，趴在窗台上只管哭。
“喂！小姐，你怎么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一个略带南方口音的男声从窗口下喊上来，徐海霞拿纸巾拼命地擦着眼睛，看窗下的男人文雅白净，有些眼熟。那男子扶了扶黑边眼镜又向上喊：
“妈，我来了，我带你去海洋所拿标本。”
来人正是童大夫的儿子韦悟。徐海霞不认识他，但多次听袁建华说起他这位科学家妹夫。在搞广告摄影的袁建华看来，妹妹袁建敏是退役的舞蹈演员，美丽而时髦，嫁给这个木讷的书呆子纯粹“白瞎了”。但是今天徐海霞没有心思仔细去端详窗下的“妹夫”，因为满腹辛酸，一切和袁建华有关系的人都被捎带着蒙上一层仇恨的阴影。
童大夫走到窗口处，向下点点头说“我下去了”，顺手轻柔地拍了拍徐海霞的肩膀安慰她。徐海霞更加刹不住泪了，窗下的人影模糊一片，韦悟似乎还在说什么安慰她的话，但是，“嘟”地一声喇叭响，那辆黑色奥迪车恰好从窗下开过，掩住了韦悟的身影。
徐海霞目送轿车扬起傲慢的烟尘出了医院大门，心里的委屈跟着车走了好远，她似乎看见反光镜里那个女人正轻蔑地朝着她笑。
洋相什么！泪水嘎然而止，徐海霞心里结结实实骂了一句：哼！同样做情人，你有轿车伺候，我就得自己来遭罪。呸！曲莉莉，有你哭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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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手伸进口袋找纸巾擦鼻涕，口袋里那张扎手的纸一下子扎到心里，徐海霞的心一抖：对，就这么办，曲莉莉咱走着瞧……
第二章 证据
徐海霞整个下午都坐在办公室愤愤地敲打键盘，她把一份与客户要签订的英文合同写得别别扭扭，每一个字母都是曲莉莉的影子。她一遍一遍地看表，一趟趟地跑卫生间呕吐，一身海蓝色的职业套裙被溅得斑斑点点。从17楼的落地玻璃窗望下去，岸边浊浪滔天，连海水也烦躁不堪。办公桌上一只透明玻璃杯里泡的德国水果茶已经脱了色，紫红色的樱桃果肉变成了惨白色，水渍渍的杯底正压在一本ELLE封面的美女脸上。徐海霞喝了一口乏味的水果茶，瞟了一眼水浸美女，那日本女人正在笑，露出一口带着水分的白牙齿。
整治曲莉莉得先从她妈张桂云开始，她想。
54岁的张桂云和她婆婆徐焦氏是1990年之后才住到一起的，据妹妹徐海燕从她妈那里听到的原因是，她奶奶曾是上海商人徐维礼的二姨太，从20多岁起就守寡，一直和儿子相依为命。1970年为逃避遣返乡下，大学毕业的徐治国娶了三代纺织工人出身的张桂云。
结婚第二年，正怀海霞的时候，徐治国出了趟远差回来，三个月没见媳妇，少年夫妻自然相思难奈。但徐焦氏等儿子一进门，夺下他的旅行包，一把就拉进了她屋里，母子俩硬是聊了一夜。张桂云来叫了三次，老太太连门都不开，在屋里就放出话来了：“叫大国歇歇吧。出差刚回来，你先急得什么似的，女人家不好这样的，你也该爱惜爱惜他的身体。”
第二天一早，徐治国打着哈欠从他娘屋里出来时，发现张桂云不见了。不但人不见了，连结婚的家具也不见了，甚至窗户上的半截窗帘都不见了。结婚时新糊的仰棚被撕得一条一条的，纸上印的鸳鸯残缺不全，让风一刮，“刷刷”地撞来荡去，简直是见了鬼。他顿时吓得脸变了色。
徐焦氏毕竟见过大世面，她一挑门帘出来，一边给儿子打水洗脸，一边不慌不忙地说：“儿啊，当男人就得拿捏起男人的样来，等你媳妇来请你吧。”
果然，张桂云挺着大肚子，眼睛红红地进来了，她说昨天夜里她的6个哥哥已经连夜把他们的家搬到厂里了。“你……怎么这样？日子不过了？”徐治国气得说不出话来，身强力壮身高1米68的张桂云一步跳到跟前，眼却看着徐焦氏，高声大嗓地说：
“过日子？这日子还怎么过？婆婆不像婆婆，儿子不像儿子，丈夫不像丈夫——徐治国，你说，你想怎么过？”
院子里的街坊邻居把徐家围得里外三层。婆婆和媳妇天生是冤家，所以媳妇们就点头的点头，帮腔的帮腔。这是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的时候，院里铁扫帚队的老媳妇张大嫂带着红胳膊箍大喝一声：
“张桂云这是革命行动，这是向旧社会的恶习勇敢宣战了。打倒资本家的姨太太！打倒姨太太！”
在铺天盖地的口号里，徐焦氏从此灰溜溜关门堵窗不敢出门。
结果家就轰轰烈烈分了。从此徐治国两头跑，受不尽的夹板气。直到1990年，徐治国分了新房，一家人才团圆到一起。张桂云和徐焦氏却早已仇深似海，恨不得话都不说。
当然，这些故事是张桂云的一面之词，真实性有待考证。怎奈徐老太太对旧事讳莫如深，连她从小养大的大孙女徐海霞都问不出来。到老太太第二次中风时，又找了老保姆杏花，一家六口随着徐治国的官职往上升，房子越住越大。
1997年，福利分房取消前的最后一次分房，局里要分给徐治国东海路的高层公寓房，但老太太说她在老市北区住了半辈子，现在的房子座落在山坡上，从窗口可以俯瞰文革前她住过的小楼，这里千金难买，不搬。这一决策使张桂云至今耿耿于怀。总之，徐焦氏和她媳妇张桂云的战争一天没有停止过，不论住在哪里，30年如一日，丝毫没有改变。
徐海霞回来这天正是周末。张桂云下午早早地准备晚饭，再过一会儿，小闺女徐海燕就会带着她的大头儿子和她儿子的小头爸爸，浩浩荡荡回来吃饭。
伺候老太太的老保姆杏花也被张桂云叫过去择菜，一袋子芸豆还没择完，老太太就在叫唤：“杏花，杏花，快来！快来！”杏花跑过去一看，老太太张开嘴一阵干咳，动作夸张而狡黠。她把痰盂递过去吐完了痰，刚折回厨房，还没择两根菜，老太太在那里一声接一声“咳咳”地清嗓子，又是“杏花杏花”叫得山响。
“嗓子怎么又出毛病了？”杏花问，张桂云在厨房冷言冷语地说：“怕是心有毛病吧。”她撂下手里刮的土豆，一把就把芸豆袋子夺过来，把杏花推出厨房，斜着眼往老太太屋看了看说：“快别没事找事了。”
老杏花刚走出厨房，正赶上徐海霞失魂落魄地推门进来，几乎把她撞个趔趄。
“谁啊，谁来了？”老太太在屋里面大声叫。
“你的亲人来了，海霞回来了。”张桂云阴阳怪气地冲里屋喊。
“快来，海霞，你干什么去了？怎么好几天不回来了，想死我了。”老太太还没说完，海霞就被杏花推进来了。
“海霞，你怎么了，怎么这么个气色？是不是病了？”老太太摸着她心肝儿的手说。
“奶奶，就那样，你不是说我从小是个黄脸蛋嘛。”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