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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历朝十大冤案-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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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于谦被关在狱中三个月。后来,王振知道搞错了,把于谦放了出来,但降职为大理寺少卿。消息传开,山西、河南百姓数万人进京喊冤,请求释放于谦,两地的皇室藩王也请求让于谦继任两省巡抚。迫于压力,朝廷不得不释放于谦回原任。
  
于谦案 一(3)
正统十二年(1447年),于谦父亲病死于杭州,于谦即回乡丁忧,不久母亲又病死,复丁母忧。尚未服阙,朝廷即召其赴任。次年,于谦被调到北京任兵部左侍郎。
  
于谦案 二(1)
王振是有明一朝第一个专权祸国的宦官。他是蔚州(今河北蔚县)人,原是县学里的教谕,因见做县里教官没有前途,就自宫后入宫,因为识字被安排教习太子读书。太子朱祁镇此时尚幼,对老师既敬又怕,称王振为“先生”,及至做了皇帝后仍称王振为“先生”而不敢称名。王振此时也极尽心思,恩威并用,更让年幼的皇帝对其很是信任依赖,形影不离。
  明初,开国君主朱元璋对宦官之害感触极深。为防止宦官预政,他规定宦官不许读书、不许带兵,又在宫门内铸造了三尺长的铁牌,写“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其后,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其宦官给他提供了不少军事情报,宦官因此逐渐受到重视,可以读书识字,开始参与军政大事。其后,朝廷又派出宦官出使、监军,更设立了特务机构“东厂”,授权宦官搜捕违逆官吏,为他们预政乱权埋下了伏笔。因地位上升,宦官从此时开始被称为“太监”。英宗朱祁镇即位后,王振被任命为司礼监。宫廷宦官分为24衙门,职掌皇宫各项事务,其中以司礼监最为重要。司礼监掌管皇宫里的一切礼仪、衣食以及管理当差、听事等杂役,最重要的是替皇帝管理大臣奏章,代皇帝批答公文,又称“批红”。批答奏章一般由皇帝口述,司礼监秉笔记录,然后交给内阁诏发。王振入主司礼监后,肆意歪曲篡改旨意,使皇权旁落,皇帝被架空。宦官们羽翼渐丰,宦官专权的局面逐渐形成。
  英宗即位时尚年幼,大权由太皇太后张氏掌握。张氏重用四朝###“三杨”辅政,王振还不敢太过放肆。
  但随着“三杨”或去世或隐退以及张太后于正统七年的去世,王振变得肆无忌惮起来。他先是派人拔掉了那块树了数十年的铁牌,继而开始玩弄权术,广受贿赂,徇私舞弊,打压正直官吏,树党结朋,权倾朝野。年幼的英宗却对这个幼年的“严师”极为依赖,几乎片刻不离。正统六年末,英宗大宴文武百官。按明制,宦官不能参加这种宴会。英宗挂念王振,觉得茫然若失,宴会中间派人前去探视。王振怒气正盛,叫嚣:“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把自己比作辅佐周成王的周公。使臣赶紧回报,英宗不仅不以为忤,反觉得亏待了老师,急忙下令开东华门迎王振入宴。王振气昂昂地步入大厅,文武百官望风跪拜。王振的嚣张气焰可见一斑。
  王振公开树党,去除异己。讨好王振者迅即高升,违抗者则罹惨祸。工部尚书王卺不能屈意王振,被劾致仕;翰林院侍讲刘球颇有威望,上疏请削内臣权力,被逮害死狱中;监察御史李俨弹劾王振见皇帝不跪,被谪戍铁岭;大理寺少卿薛瑄与王振同里,因骂自己家里的宦官被王振听到,王振以他责骂同类,将其免职归乡;祭酒李时勉也以不迎合王振被劾,戴枷示众。对于自己的亲信,王振极力提拔。他的两个侄子,一个升为锦衣卫指挥同知,一个升为指挥佥事,其他宗亲也得以提升。很多朝臣阿谀奉承,蝇聚周围。工部郎中王佑天生没有胡须,王振问他:“王侍郎何以无须?”王佑竟答:“老爷所无,儿安敢有?”摇尾乞怜,媚态十足。不久,王佑被提拔为工部侍郎。其他官员见此,也纷纷剔去胡须,以此邀宠。
  此外,王振还贪财喜功。他带头破坏边防屯田制度,指使太监、亲王、将官侵占士卒和百姓的屯田为私田,并随意役使士兵。王振本人在家乡蔚县囤积了4000余亩田地。士兵没有屯田,却仍要缴纳粮税,多服徭役,不堪忍受,纷纷逃亡,国家北部边防力量日益削弱。同时,王振还鼓动对广西瑶族用兵,三征麓川,劳师伤财,国家难以安定。又兼英宗对其宠爱有加,百依百顺,王振肆无忌惮,势力日益膨胀。
  与明朝的政治黑暗、国力日衰相反,北方蒙古族的瓦剌部在此时强大起来。瓦剌是北元部众的一支。元顺帝被朱元璋的北伐军驱逐出中原和大都,退到内蒙古达尔泊一带,史称北元。他们企图恢复元朝统治,和明朝争斗不断,但势力有限,且逐渐消弱。建文四年(1402年),鞑靼部酋长鬼力赤篡位,称鞑靼可汗,北元灭亡。此后,蒙古各部纷争更加激烈。其西北的瓦剌部在首领猛可帖木儿的带领下攻击鬼力赤,一举毙之,与明朝、鞑靼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明成祖朱棣数次率军亲征鞑靼,取得了几次胜利,鞑靼日渐没落。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在第五次亲征返回途中驾崩。瓦剌部在首领脱懽的带领下乘机击败鞑靼,统一蒙古部落,势力大增。脱懽迫于内部压力,暂立鞑靼部元朝皇族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实权却由自己掌握。正统四年(1439年),脱懽死,其子也先继位,操控瓦剌和鞑靼两部落大权,势力东起松花江流域,西达巴尔喀什湖,北连西伯利亚,南逼明边境线长城。明朝北方形成了“两虏合一,势益强盛”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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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案 二(2)
瓦剌和明朝边境原有马市交易。作为游牧民族,瓦剌的农业、手工业极不发达,日用品和手工用品匮乏,仅靠马市交易不能满足需求。永乐年间,瓦剌又开始了朝贡,向明朝进贡驼马兽皮之物。明朝为体现天恩浩荡,往往按贡使人头和所供货物予以赏赐。瓦剌见有利可图,就逐渐增多使团人数,甚至虚报人数以多领赏赐。按原制,瓦剌每年到北京的贡使不得超过50人,而到正统时已动辄上千人,不仅沿途州府要供应食物,且多有不法分子抢夺滋事。明朝苦不堪言。正统十四年(1449年),也先遣贡使2000人到京贡马,却诈称3000人。王振非常生气,叫礼部按照实际贡使人数给赏,同时又以瓦剌所贡为驽马为由,削减马价的五分之四,将瓦剌使团驱逐出境。
  也先闻讯大怒,借口明朝失信,于是年七月兵分四路,大举入寇。明军常年边防松弛,仓猝应战,自然连遭败绩,不几日就失掉了几座城池,边报紧急。王振为请功弄权,耀武扬威,力劝英宗亲征:“我朝以马上得天下,太祖太宗悉亲经战阵,皇上春秋鼎盛,年方力强,何不上法祖宗?”明太祖朱元璋、太宗朱棣、宣宗朱瞻基都曾御驾亲征,并取得了辉煌胜利。英宗年轻好奇,即召集群臣动议。兵部尚书邝野、吏部尚书王直、侍郎于谦等百官力谏六师不宜轻出。但英宗受王振怂恿,一心效仿曾祖朱棣五次亲征鞑靼的壮举,对群臣疏奏一概不听。最后,命御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代理国事,侍郎于谦代理兵部事权,两天内调动精兵50万,备好衣物粮草,御驾亲征。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及内阁大学士曹鼐、张益等扈驾随征。七月十六日,50万大军浩浩荡荡誓师出征。王振掌握全部大权,跟随英宗左右。大军十九日过居庸关,二十三日抵达宣府(今山西宣化)。


  因出兵仓促,筹备不足,队伍绵延数十里,未到大同粮草已见匮乏,前锋屡战屡败。又加连日阴雨,将士饥寒交迫,疲惫不堪,死尸盈路。诸随军大臣屡言驻扎或者退兵,俱遭驳斥。王振耀武扬威、趾高气扬,独断专行,听不进边将的谏言。兵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甚至被罚跪在草丛中,直至日暮才准许起来。
  此时,瓦剌军已经攻入长城,左参将都督石亨、总兵官朱冕等率军抵抗,全军溃败,朱冕阵亡,仅石亨一人逃回北京。王振孤注一掷,仍一味往北进发。八月初一日,英宗大军抵达大同,前线败报纷至沓来,人心惶惶。王振此时方露怯意,与另一位太监郭敬秘商退兵。初三日,下令班师。王振祖籍蔚州,想让皇帝退兵时御驾临幸其第,以向乡族炫耀,就命令大军取道紫荆关撤军,向蔚州开拔。走了40余里后,王振忽然担心众多士兵经过家乡时会踏坏其庄稼,就紧急命令大军调转方向,改道宣府。
  也先得知英宗退兵,率军火速追击。明军先西后东,迂回反复,耽搁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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