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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克里希那穆提，胡因梦找到了心灵地图最重要的那块拼板。从此，她的省思，她的生命体验，她的感恩，她参与生态保护，她的博爱众生，她的灵修和自疗……与她的亲密关系和谐共存。
胡因梦的人生还没有完成，连她自己都不觉得她现在的人生完美，你也不必认同她的人生观。但就凭她舍弃红尘中的俗艳，毅然转身面向无限的精神世界，试问古今中外有多少个貌美如花的女艺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足够了。借用佛法的言说，末法时代持一条戒律的功德与正法时代守持所有戒律的功德相等。
旧日风光
抗战胜利，汪政权的高官悉数被捕。审讯处决之前，他们狱中的日子过得还算好，有吃有喝有报看。一天，他们在报上读到一则社会新闻，说有一女子因丈夫行房时强迫“进行变态性行为”，以虐待之名向法院提出离婚之诉，结果败诉。无聊的汉奸们议论纷纷。金雄白曾经当过律师，大家于是询问他对此案的意见。金雄白表现得像现在电视上的专家那样自信，指点道：法院判决没错。因为夫妇床“第”之私，什么是正常，什么是变态，法律上既无明文规定，任何人无权干预。大家听了很满意，遂散去。不料站在一边的梁鸿志走上前来，附耳轻声说：你刚才讲床“第”之私，读错了，“床笫”不是“床第”，“笫”音“滓”，非音“弟”。金雄白愕然，还自作聪明地反问：难道这个“第”字在这里念成“滓”音吗？梁哈哈大笑：那根本是两个不同的字呀。
这段轶事见于金雄白的《江山人物》。我也闹过同样的笑话，把“床笫”念成“床第”，同样被学问高妙的老师当场拿下。师恩浩淼，值得铭记终身。
后人对汪精卫政权兴衰始末有点了解，主要靠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两个人的回忆文字，一个是金雄白（笔名朱子家），另一个是胡兰成。两个人都是汪政权的边缘人物。胡兰成的回忆想法多，感慨多。金雄白记者出身，人脉宽广，记性好，笔头勤，有闻必录，巨细靡遗。金雄白的成名作《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至今仍然是了解那一段历史的第一读本。高阳的《粉墨春秋》就大段大段地摘抄金雄白的回忆。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胡兰成是汉奸里的余英时，金雄白是汉奸里的钱穆。
有意思的是，金胡二人甚不相得，完全没有交情。记忆中胡兰成没有提到过金雄白。金雄白的回忆文章中直截了当地说胡兰成是无行文人。胡兰成晚年在日本和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结为夫妻。金雄白说起那一段，措辞特别不堪。他说：胡兰成“曾以吴四宝作为他生平的第一知己，但吴四宝暴毙后佘爱珍抢天呼地，他去扶持她的时候，毫不讳言温香在抱，忽起淫心，可谓恬不知耻。两人侨居日本时，一鳏一寡，难安寝枕，遂尔废物利用，居然结成夫妇”。金雄白在日本和他们多次见到，双方“始终瞠目相视若不相识”。
金雄白说到张爱玲也不太客气。他不满意张爱玲的“涯岸自高，落落不群”，有点高干子女的摆谱（李鸿章之后）。不过他并不抹杀张的才华：“张爱玲文笔清丽，缠绵有致”，“爱玲撰长篇说部，述儿女情怀，深刻不似出诸闺女手笔”。比较而言，他对苏青更不客气。他说苏青长得难看，又吝啬成性，“衣衫不称其体，同业以宁波娘姨（沪称女佣意也）呼之”。
金雄白是上海人，后半生所撰千万言文字中有不少旧日上海的回忆。他笔下旧上海的风光，当下已无迹可寻。如今还有多少上海人知道黄伯惠？他出身金山望族，在上海拥有几家大钱庄和数不清的房地产，在市中心有大片的土地和大量的商业设施，在杨树浦有近百幢出租的民房，同时还做美国的橡胶股票，大获其利。以物质资产和比价计算，他的身家之厚，远在现今靠股票市值换算出来的本地首富之上。
黄伯惠与报业向无渊源，但以救助社会公益之心，从狄楚青手中接盘《时报》，从此倾全力办报，一直办到家破人亡。为了办好报纸，他延揽优秀人才，进口最先进的印刷机器。为了抢新闻，增发行，他包火车，租飞机，无所不用其极。他办报十余年，至抗战初停刊之日，投入的现金达百万美金之上，相当于现在的亿万美金。他办报废寝忘食，全身心投入，太太一忍再忍，还是忍不住，提出离婚。黄伯惠却没有任何反应。“在她三十岁生辰的那一天，黄突然假座福州路杏花楼粤菜馆，大宴宾朋，为她庆祝，直到酒阑人散，他悄悄地对她说：很久以来，你就要与我办离婚手续，我之所以迟迟不作肯定的答复，就是要等待今天这一个为你庆祝三十岁整寿的日子。现在我这一心愿已经了毕，预先约定了的律师，正等待我们去签立契约。”
女作家
女作家这两年在国内似乎名声不太好，《上海宝贝》以后，小女子搏出位，身体写作已成正道。有朋友痛心疾首地说，永远不和女作家或疑似女作家打交道，唯恐自己成为她们的写作由头，更担心成为她们的点睛之笔。《万象》主人说得好，能被她们写上20页还不失为一条汉子，就怕200字便完了，一世英名尽毁。
不过，另外一批女作家我是由衷佩服。近些年，一批新潮知识界领袖刊物的专栏女作家悄然到位。扎西多、恺蒂、毛尖、娜斯、沈双……已经成为这些刊物的灿烂卖点。这些女生，初中之前想来都是乖孩子，出道时差不多都有良好的双语教育背景，经过社会生活、知识生活的多次蜕变，终于修成正果。在如狼似虎的当打之年，她们出手了。她们那些叙述生动文字感性见解可靠的文章，热情地向国人介绍西潮引进新知。恺蒂、毛尖、娜斯这些年都有新书问世，虽然比不了前一类女作家大红大紫，但还算卖得不错。经常指点我的毛尖小姐，2003年出了《非常罪，非常美》，当时书市受SARS之累生意清淡，她几十块的书还能卖两万本。这些知识新女性书中介绍的人和事，在国外大概是当地读书人的文化常识，在中国多少有点海外奇谭。小姐们讲故事的本领很大，娓娓动听，东绕西绕，让你不知不觉就意犹未尽地把故事听完了。有时间有兴趣再听一遍，还会觉得新鲜。所以她们的文章在期刊上被人读，结集出书后自有成千上万的痴迷读者还会买一本回去一读再读。
常读这些美丽的文章，真觉得写作其实是非常女性的事业。翻成白话，就是说写字是件特别娘儿们的活。写书读书，简直就是一门of women，by women，for women（女有，女做，女享）的雌性产业。七尺男儿，如果别人向你赔笑脸，不是问你借钱不是要你批条子甚至不是求你去帮忙打架，只是向你约稿，换句话说，别人觉得你有劲的地方，不是你的财力不是你的权力也不是你的体力，只是你的笔力，那你差不多就像我现在这样，基本废了。
老板
三联书店复牌后第一本打响的杂志是《读书》，到了上世纪90年代，便听说还要出一本《生活》周刊。《三联生活周刊》的筹备期很长，北京和上海的不少朋友都曾参与其事。梁晓燕是其中的一位。她说有一天他们去见投资人，那位刚刚买下《明报》的于品海。于老板那天兴致颇高，把周刊的账当众演算一遍。梁晓燕出门后对朋友说：“于品海怎么把我们编辑都算做‘成本’了？”那是1992年。那时候的知识分子被计入成本的心情，就像今天大多数知识分子未被计入成本的心情一样糟糕。遥想1980年代，当时的知识圈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省军级以下的问题从来不谈，转眼之间，知识大佬竟被面目可疑的香港小老板以成本的名义收编，意气难平啊。
过了好多年，我应朱伟之邀，开始给《三联生活周刊》写稿，介绍新书。到了2003年，三联书店新老板上任。新老板工作热情很高，审看所有的刊物稿件，有一天他终于找到我文章中的毛病。
我的那篇文章介绍的是希拉里的新书《亲历历史》，介绍希拉里难免提到她的夫君克林顿，我说：“我最喜欢的外国人是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喜欢克林顿有两点理由：第一点他是位好领导，美国在他的领导下经济空前繁荣；第二点他是个坏男人，经常犯全世界男人都会犯的错误，和咱们普通老百姓一样热爱生活意志薄弱，显得很有人情味。”“全世界男人都会犯的错误”是我从香港明星成龙的检讨书中转抄而来，没想到这句话惹恼了新老板。听说他一眼就看穿了这句话的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