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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跟众多女人上床与只同一个女人上床，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女人的性器官实在没有多少差异，女人性格、感情、生活方式上的千变万化，不上床也并非不能了解。如果人生的价值仅仅在于搞到更多女人，人岂不是比禽兽还悲惨？禽兽是不讲什么道德伦理的，它们的性生活自由随便；而人却要披着道德伦理的外衣去做禽兽可以随便做的事情。所以一门心思想着勾引女人的男人，实在是最愚蠢最可怜的男人。
因此我对女人的态度，是来者不拒，去者不留，爱谁是谁，咋样都行。有时我也怀疑自己是否具备正常人的感情，还是艺术家都只能这样对待感情？其实感情的问题谁也说不清楚，只要真诚老实，按自己的标准负责任地去对待女人，也就行了。人比动物高明只在于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我对感情的处理就是如此简单。
回到家发现梁莹不在，想完女人的问题，我又想接下来该干什么？采访全无头绪，只能听凭江葭的召唤，那就先准备资料吧。但能找到的金卓如的资料早已看遍了，能否写成这部传记，心里没有一点底。不如去图书馆找些画家的传记看看，如果能写成传记，这也算前期准备，在写法上可以借鉴别人；如果写不成传记呢，看这些闲书也有利无弊，起码可以消磨时间。
017
接下来的几天，我不再画画，也不去酒吧，而是跑到北京图书馆，借了六本画家的传记出来，外国的有罗丹、毕加索、梵高，中国的有吴冠中、林风眠、靳尚谊。乱翻一气，初步感觉是这些作者都只是想混稿费。画家的才华一点都没写出来，外国人的写了一大堆个人隐私和性生活取向，罗丹和毕加索的好色滥交我算是了解了一些。而中国人的则写得羞羞答答，且肉麻地歌功颂德，令人汗颜。这些人跟金卓如有什么相似之处？几本书看完，我写传记的心又冷下来。但江葭的电话终于来了，说她去了一趟香港，刚回来，想休息休息，准备晚上七点和我谈话，介绍一下他父亲。我答应了。
晚上七点，我准时来到北京昌平的一处别墅，她穿着睡衣给我开门。别墅里还有一个男人，是她丈夫邓肯。邓肯五十多岁了，矮小肥胖，还秃顶。他操着一口带浓重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欢迎”说得像“坏人”。寒暄两句后，他上楼去了，我和江葭在楼下。
所有的家具哪怕连灯具都是欧洲货，别墅内的装修完全是北欧风格，透着贵族气息。墙壁上挂满了“名画”，连达芬奇的《蒙娜丽沙》都有，当然不可能是真迹。我扫视一遍，发现没有一件真迹，连金老头子的画都没有一幅。
“这些画都是我先生画的，怎么样，可以以假乱真吧？”她说。
“您怎么不弄两件真迹呢？连金老的画都没有？”
江葭把中指放到嘴前，小声说：“这房子是他买的，当然要让他住得舒服，放上真迹不得把他羞死？下次你去我那儿，我那里挂的全是真迹。”
真不知道她到底有几个
“家”，金老爷子又为何不住进这样豪华的别墅里？这里外面有物业负责保安，还装着防盗门，挂的却全是赝品，而金老爷子那里全是真迹，却只有一个小保姆服侍老人，也不怕那些价值连城的作品被偷窃，真是有意思。
“你说，我和你谈什么？”
“当然是您知道的有关父亲的一切，就从您最初的记忆开始。”
“我说了，也许你并不敢写，这没关系。我真想找个人倾诉，可以这么说吧，我的出生就是父亲灾难的开始，而他后半生的苦难完全是我母亲一手造成的。我母亲还没有死，你如果有机会采访她就好了，听她自己跟你说一说，她这辈子欠我父亲多少。恐怕她根本就不敢接受你的采访。你不用吃惊，我为什么这么说母亲？因为她罪孽深重，同她的罪孽比起来，我没事玩儿几个男人简直就是圣徒的行为。”
丈夫就在楼上，而她居然这样坦率地评价自己的不忠行为。嗓门还挺大，根本不在意楼上是否听见。
“我是1962年出生的，生日那一天距父母结婚才八个月。也就是说，母亲是未婚先孕，父亲是被迫结的婚。那时候做流产手术可不像今天这么简单，没有单位开介绍信医院根本不给做。因为母亲怀上了我，父母被迫结了婚。我的母亲叫江蒹，‘蒹葭’这两字我们各占一个，虽然母亲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恨的人，但由于父亲的坚持，她的姓我一直用到了今天，她的名也与我的名连在了一起。父亲永远宽恕别人，可我决不！母亲对父亲所做的一切，给他带来的苦难，根本无法让人宽恕。”
“她到底做了什么？是感情上的背叛吗？”
“那算什么？如果她只是背着父亲跟别的男人睡觉，那她就是圣女了，我还要觉得她是时代进步的先锋呢。她以前是跳高运动员，后来一次训练中跟腱撕裂，被迫放弃体育，改行到美院当了模特。那时她是美院最漂亮的模特，父亲从法国回来后，才华横溢，风度翩翩，追求他的姑娘太多了。但他一直抱定独身主义，准备把一切奉献给艺术。是母亲的美丽让他失去了控制，我怀疑母亲主动勾引他来着。母亲是天生的水性扬花的女人，我好像也继承了她的遗传。”
江葭倒了一杯洋酒，问我要不要，我婉拒了，她又点上了一支摩尔烟，斜靠在沙发上，翘起一只脚，大半条腿露在睡衣外面。
“他们从认识发展到了上床，最后怀上了我，只得结婚。生下我之后，他们的婚前性行为受到组织追究，父亲被行政记过，从此打入另类。”江葭微笑起来：“你一定觉得好笑吧？像你现在跟女朋友上床，有谁会管？当时却要处分，时代的确是进步了。所以说，我的出生是父亲灾难的开始。”
“可你的出生是两个人造成的后果，并不能单单责怪你的母亲呀。你父亲要是真能坐怀不乱，也就没这事儿了。”
“如果她结婚后一心跟着父亲过日子，当然没什么罪过，可她婚后就成了组织上派到我父亲身边的间谍。”
“间谍？”
“是啊。我父亲在57年反右、58年大跃进的时候，说过一些牢骚话，被记录在案。加上他的留学背景，成了学院的重点监视阶级斗争新动向的主要对象。校方偷偷找我母亲谈话，要她主动向组织汇报思想，一旦发现我父亲有什么不轨行为，及时报告。母亲居然没把这些话告诉父亲，她觉得党支部比丈夫还亲。后来，父亲收到一封从法国寄来的信，是他在法国时的女友写给他的。母亲当然不懂法文，偷着把这封信交给了党支部。党支部连夜到北外借来法语教师翻译，把前女友写给父亲的绵绵情话认作是特务暗号，这封信也就成了我父亲后来里通外国的主要‘证据’，直到被批斗毒打，坐了四年监狱，主要就为了这封信。
“美院把这封信交给了公安局，一直送到公安部，公安部亲自派人调查，调查了半天什么也查不出来。他们也不能到法国去调查，只好作罢。公安部不了了之，美院却抓住不放，一有运动就整我父亲，让他交待里通外国的反革命特务罪行。父亲能交待什么？编都编不出来。就这样，1967年他被下放到安徽淮南的一个小陶瓷厂里，搞美术设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母亲也跟着他一块下放了。我虽然出生在北京，童年里却没有一点北京的印象。”
018
江葭换了换腿，继续说：“人虽然离开了北京，档案却把你的问题一直带着，让你永远脱不了干系。我的记忆就是从那个陶瓷厂开始的。一般人要到七八岁才开始记事，我却从四岁开始记事，因为那时发生的事情对我的刺激太强烈了，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一天清晨，父亲拉着我的小手在厂区里散步，带我看一些小花小草，告诉我这叫什么，那叫什么。过来一个胡子拉茬的工人，跟他说了几句话，他就领着我跟那个工人一起走。刚走进一个二层楼的楼梯口，有几个人冲上来围住了我们，把我们前后堵住。一个人把我提起来，扔到一个角落里。另一个人嗖地抡了父亲一个耳光，把父亲从二楼扇到一楼。父亲的眼眶肿了，鼻血嘀嘀答答往下流。几个人拽着衣领把父亲提起来，一顿拳打脚踢。你记呀，怎么不记了？”
“哦。”我回过神来，继续笔录。
“我当时吓傻了，一个四岁的小女孩。不敢哭，不敢喊，一动都不敢动，像个小耗子一样瑟瑟发抖地蜷缩在角落里。几个人在楼下猛打父亲，我隔着栏杆的镂花看得一清二楚。我也记得他们说的话，记得特别清楚。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