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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阶层的自我认同（3）
七 收入角度的自我认同
1000元以下认同比例最高的是工人阶层达31。3％，其次是办事人员阶层，认同比例最低的是经理和乡村管理者阶层，只有0。1％，对党政干部的认同比例也有1。9％。1001元～2000元收入段认同比例较高的是办事人员和工人阶层，两者所占比例高达51。8％，而对农民、农民工和乡村管理者3个与农有关阶层的认同比例较低。2001元～3000元收入段认同比例最高的是办事人员阶层达33。1％，其次是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两个阶层。3001元～4000元收入段认同比例较高的是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阶层，达58。9％，而对党政干部阶层的认同也比其他阶层要高。4001元～5000元收入段认同比例最高的是专业技术人员达36。7％，对其他阶层的认同与之相差甚远。5001元～8000元收入段认同比例较高的是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两个阶层，达51。2％。8000元以上认同比例较高的主要在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和个体经营者3个阶层。
社会地位的自我认同（1）
社会地位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某种等级制关系。社会地位的自我认同是从被调查者自己的角度来评价自己的社会地位，这直接影响一个人对社会的态度，当社会成员对自我社会地位评价比较高时，往往对社会的亲和度会比较高，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相反，若社会成员对自我社会地位认同比较低，往往容易出现不满情绪，严重的会导致心理失衡，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改革开放20年来，人们的社会地位呈现出动态的和急剧变化的图景，因此关注社会地位的自我评价，分析不同特征的人们自我评价的差异，对研究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总体描述
各阶层的地位等级高低排列，是依据其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拥有量和其拥有资源的重要程度来决定的。此外还要考虑参照物，因为参照物决定了比较的结果。在社会地位的自我认同时，公众在选择参照物的倾向性：一是 倾向于向“上”或“向内”选择比较目标，而不会“向下”或“向外”寻找“参照物”。 二是 倾向于以拥有大部分社会财富的豪富阶层作为比较目标，而不愿以社会底层作为参照物，仰望那些身居“金字塔”顶端的豪富，大多数公众只能自惭形秽，将自己归入社会“中下层”。 三是倾向于以内心期待的未来美好生活作为比较目标，而不愿以过去作为参照物；然而，当他们将内心曾经期待的生活状态与现实中时刻体验到的生存情况相对照时，他们发现现实远不如自己预想的那样美妙。于是，承受着梦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大多数人选择时会将自己归入社会“中下层”。
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在调查中要求人们对自己的社会等级地位按上、上中、中中、中下、下5个等级进行归类。调查结果显示，特区内人口自我认同的社会地位等级分布表现出明显的趋向“中等”的趋势，认为自己在社会中居于“中等”地位的占53。8％。“中上层阶层〃认同比例较高，是对深圳经济发展的自信，是对自己生存状态的满足，也是对自己生活城市的认可。由中等向两极百分比（上等和下等）逐渐减少，认同自己为下等社会地位的占9。4％，认同为上等社会地位的占3。7％，认同中上等和中下等的比较接近，分别是16。1％和17。0％，社会等级认同呈现明显的橄榄型（见图3…1）。这一点与中国城市公众的自我阶层认同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向下偏移”倾向不同。
中国学者李培林通过主观阶层认同的国际比较后得出结论：即便是将中国大城市市民的主观阶层认同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中国城市公众的自我阶层认同也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向下偏移”倾向。而且，这种向下的“偏移”并不是一种整体结构的偏移，只是自认为处于社会中层的人偏少；自认为处于社会底层的人较多。例如，在美、法、德、意、澳、加、日等发达大国中，自认为处于社会“中层”的比例均在55％以上，连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大国也都在55％以上，较高的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均达到了70％以上，即便是较低的韩国亦达51％；而这一比例在中国的大城市却仅为46。9％。与此同时，国际比较中的另一个明显差异是，中国城市公众中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下层”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一般都低于5％，较低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都低于3％，较高的韩国为9％，意大利为8％，印度为7。5％；但在中国的大城市，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下层”的人群比例达到了14。6％。
绝大多数人倾向于选择中等，经济地位高的人很少认定自己为上等，而经济地位低的人也很少选择下等。这一现象可做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从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角度来说，中国人较倾向于认为自己在社会中处于中间地位，害怕枪打“出头鸟”。另一种解释是，人们对于目前出现的社会经济等级分化结构认同的程度较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已经上升的人不敢承认自己居于社会的上层，而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下降的人则不能接受自身地位下降的事实，同时他们也不承认那些拥有更多社会经济资源的人的社会地位比自己高。
二 阶层与社会地位的自我认同
深圳社会阶层自我地位认同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私人企业主阶层的自我地位评价明显高于其他阶层，认为自己社会地位处于上等的为11。5％；其次是个体户，不但认为自己社会地位处于上等的为4。3％，而且认为自己地位处于中等的也达74。8％，表明这两个阶层强烈渴望在获得物质财富的同时，也能赢得社会的承认和他人的敬重，他们对自己目前的社会地位状况多少有些不满意。这实际上反映了改革开放以后，在阶层分化过程中出现了经济…政治地位的不一致现象。任何一种职业在收入、权力和声望3方面的位置都不一致，与私营企业主较高的经济资源占有量相比，政治资源占有量偏低，没有在政坛形成一股较强的力量。国家及社会管理者没有一个认为自己属于上等，他们的自我地位认同更趋于中等和中上等，这两个数字他们都得分最高。经理阶层也没有一个认为自己属于上等，他们的自我地位认同更趋向于中等和中下等。专业技术人员绝大多数认为自己属于中等。办事人员阶层的自我地位认同趋向于中等和中下等，与经理人员相似。商业服务业劳动者、待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认为自己社会地位属于中等的分别为72。5％和79。6％。国家及社会管理者、经理两个阶层没一人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属于下等， 自我阶层认同的整体“下滑”在工人和待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这两个阶层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两个阶层自认为处于社会下等的比例较高，这与转型时期这两个阶层相对利益丧失和地位下降的客观实际相符。李强在分析中国社会的利益格局时曾指出，不同职业群体从改革开放中的获益程度有别，其中如高级管理人员、大企业家等从改革中获益最多，可称为“特殊获益群体”；知识分子、一般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从改革中得到了普遍收益，可称为“普通获益群体”；失业、下岗职工在市场转型的第二阶段出现经济利益相对受损情况，可称为“利益相对受损群体”；而贫困人口、农民工等则可称为“社会底层群体”，他们在改革中受益最少。在社会地位的认同上，特殊获益群体认同最高，普通获益群体次之，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再次之。
社会地位的自我认同（2）
三 户籍与阶层的自我认同
值得关注的是，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在社会地位自我认同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表现为户籍人将自己认同为中等社会地位的比例高于非户籍人口5。5个百分点；而非户籍人口认同高、低两极社会地位的比例均略高于户籍人口，比如非户籍人口对自己地位上等的认同高于户籍人口1。8个百分点。这与深圳社会的现实具有一定的差异，从户籍与非户籍人口在深圳整体的生存状态看，户籍人口主要集中在中、高等级，而非户籍人口主要集中在中低等级，但是自我认同却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说明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在社会地位的自我认同上选择了不同的参照系。这与两个群体的身份认同具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