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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安是一个典型的边陲农业县。从1967年起，每年上交国家商品粮都是1亿多斤，人均上交400余斤，比“珠三角”各县都高，就粮食总产量来说，在惠阳地区仅次于东莞 。1978年农业总产值由1950年的3806万元增长到9575万元，增长了2。5倍多。1979年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7％。但宝安县工业较落后， 1978年，工业总产值只有6000多万元，与1952年相比，只增长了5。2倍，远远低于全国的增长水平（全国工业总产值1979年比1949年增长32倍），也远远低于珠三角其他县同期的增长速度（顺德最低也有10倍）
深圳博物馆编：《深圳特区史》，人民出版社，1999，第16页。
。1978年全县的工业企业，省属5个，市属1个，县属266个，镇属60个，村属185个，其中属轻工业242个，属重工业30个，属全民所有制27个，集体所有制245个，基本属于封闭型的县镇工业， 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大部分为农机厂、石灰厂、砖厂等与农业配套的粗加工型小厂，仅能生产化肥、小农具等初期产品 。
资料来源：宝安县志编委会：《宝安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由于毗邻香港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作为中国惟一通往资本主义世界的陆路通道，宝安县商业、贸易和服务业较之工业有一定的发展，形成了第三产业比重远高于第二产业比重的畸形结构。1979年三种产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第一产业为37％，0。73亿元；第二产业为20％，0。40亿元；第三产业为37％，0。83亿元 。
资料来源：深圳市工商物价管理志编纂委员会：《深圳市工商物价管理志》，方志出版社，2001，第86页。
人民生活贫困。农民收入很低， 每100斤粮食仅值9元钱，按每个农民一年种3亩田，每亩1000斤计，一年辛苦到头收入仅为300元左右。1979年职工人均年工资769元，农民人均年纯收入152。2元
深圳史志办编：《中国经济特区的建立与发展（深圳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第7页。
。539元的人均国民收入，0。47亿元的城乡储蓄积累，生活水平与一河之隔的香港形成强烈反差，也与广州相差甚远。穷则思跑，胆小的，北上广州这样有更多收入的地区；胆大的，则南下非法越境去香港，1957年、1962年、1972年、1978年形成4次偷逃高潮，外逃的计有119274人次，其中已逃出去的有60157人，1978～1980年宝安县及深圳特区非法外流及正式办理手续往香港定居的人数达56668人 ，当时流行的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蚊子苍蝇沙井蚝，十室九空人离去，村里只剩老和少。〃就是对落后、荒芜的真实写照。
二 人口数量和质量
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宝安县人口总量变动不大， 1949年总人口是18。4万，1979年为24。1万， 加上特区内，总人口31万人（暂住人口1500人），人口增长率0。5％，全国少见。人口密度约 160人/平方公里，属人口稀少县份，这主要由于青壮年逃港严重、农村女多于男（10∶8。5）。
资料来源：宝安县志编委会：《宝安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宝安县教育科技十分落后。1979年仅有幼儿园19所，小学226所，中学24所，教师进修学校1所，教师2388人，各类在校学生6。53万人。特区内只有1所中等专业学校，7所普通中学，38所小学，在校学生1。2万多人， 没有一所高校。在这样一种教育水平下，文化程度高的人才不多 。1978年只有3000名科技人员，其中只有2名工程师，大专文化程度以上的仅占9％。1979年中专以上学历和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人才只有4000多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只有2000人，466名医务人员中只有12名主治医师。
改革开放前深圳社会阶层结构（2）
资料来源：宝安县志编委会：《宝安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资料来源：宝安县志编委会：《宝安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三 社会阶层结构及其特点
宝安的社会阶层结构是中国这一时期阶层结构的缩影，它由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组成，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内部又由3个基本阶层组成，即农业户口的农民阶层、城镇户口的工人阶层和具有干部身份的管理者阶层，没有形成现代社会阶层结构。
典型的农业经济决定了宝安是一个典型的农村社会。全县人口中， 大部分人是农业人口，农业人口比重最高的是1953年，曾达到94。5％，1979年也维持在91。72％的高位。农民曾一度出现职业分化，1949年从事个体和私营工业的有39户，从业人员154人；1950年年有59户，从业人员313人；1951年有65户，从业人数323人。但分化仅是昙花一现，1956年完成对私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8年实行公社化后，个体工业和私营工业作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被清除。总体上看，农民基本上处于一种停滞状态。
1979年全县城镇户口只有2万人， 职工人数12287人，其中全民所有制人数10400人。国家工作人员随着各项事业的发展，不断增多，1951年机关、事业、企业干部666人，1955年全县有干部1404人，1959年2592人，1971年5360人。
资料来源：宝安县志编委会：《宝安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这种阶层结构的特点是：第一，不平等性。僵化的户籍身份将社会成员分割为农民和城镇居民两大类，农民与城镇居民有先天性落差；僵化的所有制身份则将社会成员分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职工和社办企业，国有企业很少，尤显珍贵；僵化的人事制度又将全民所有制成员区分为干部与一般职工；僵化的劳动制度使固定工和临时工之间有明确的界线。农民、工人和干部在职业声望、职业权力、职业收入上是不同的，干部处于“金字塔”的顶层，全民所有制职工次之，集体所有制职工又次之，然后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 。1959年宝安县农民人均年纯收入49元，口粮171公斤。1979年农民年人均收入是208。3元，口粮303公斤；职工月人均收入是51。83元，其中全民所有制职工月人均工资是57。3元。而在1986年工资改革后，行政人员的工资标准最高月工资127。5元，最低即勤杂人员26元，此外每人工资还另加22％的地区差；中学教师月人均工资63。85元，小学教师44。75元 。第二，先赋性。先赋性的身份条件对流动起决定作用，社会成员无论你后致性条件如何，向上流动难于上青天。“农转非”是一条鸿沟，集体转全民是一道屏障，职工转干部是一座龙门，向上流动的闸门关得紧紧的，除非考上大学或参军、招工、提干，否则，一日就业终身难以更改，而当时，靠考上大学实现流动的并不多。1962年高中毕业生人数230人，报考中专大专以上人数140人，只有11人考取大专以上；1963年有121人毕业，报考人数90人，只有7人考取；1979年毕业生人数2867人，报考242人，只有21人考取。
改革开放后深圳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1）
改革开放后深圳社会阶层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奋力前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根本性的变化？ 问渠哪得清如许，谓有源头活水来。有必要探清深圳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源头活水。
一 深圳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源头
（一）政策因素：开启变迁之门
中国社会阶层的变迁与国家的政策有关，国家的政策对深圳有着更特别的意义，因为深圳特区本身是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
1979年中央果断提出给地主富农分子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其出身应一律定为社员。在城市，原工商业者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其成分一律改为干部或工人。此后，中国社会告别了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阶级身份分层体系。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成为独立的生产经营者，成了自由人，有可能从事符合自己意愿和特长的专业劳动，从而使职业分化有了可能。
1979年中央提出了允许和鼓励社会上一部分人由于辛勤努力而先富起来的政策， 打破了平均主义的桎梏，放开了人们致富的手脚。这是对多劳多得机制的认可，形成合理的分层机制，使多劳者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