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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悠缓的疏钟声，隔山钟声，还是我与宇宙精神相沟通交往的一个中介或阶梯。通过钟声，我才能意识到佛教哲学这个伟大命题：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同体。
一旦有了这种意识，我便可以宣布我开始走向成熟，不再平庸，不再昏睡，不再浑浑噩噩。
幸好，当我１９６１年８月走出南校门，分配到中国农业科学院报到，我已经有了这种意识。这是我毕业最过硬的一个证明。
时至今天２００３年冬日，我不知道未名湖畔的凉亭内那口大钟是否还在？安然无恙？我盼望有朝一日，那里会有秋深临水月，别时暮钟残的风光。中华大地何时能有接纳“古寺寒山上，远钟扬好风”的汉唐盛世胸怀，还世界本来面目，还中国农耕文明精髓？
拿掉了钟声，唐诗便是伤残的。
如果唐诗伤残，中国人的基因系统还能算是健全的吗？
魂兮归来！
三、 圆明园废墟养育了我
我在这里不想作“圆明园残毁考”。我没有资格。尽管我在圆明园留下的脚印既多也深。
我说过，温德先生在这方面是半个专家。他给我展示过一些文献。比如曾任天津海关监督的奥麦（Ｅ．Ｏｈｌｍｅｒ）曾用相机拍摄园景１４幅，取名为《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奥麦是位德国人。
法国人亚乐园（Ｍａｒｉｃｅ Ａｄａｍ， １８８９－１９３２），在中国海关供职，出了一本《１８世纪耶稣会士所做的圆明园工程考》。
耶稣会传教士模仿凡尔赛宫完成了长春园的欧式宫宛。（属洛可可风格，时间大约是１８世纪中叶，莫扎特出生前后）
听了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我常跑到圆明园欧式宫殿遗存中去反刍，咀嚼，这对我是重要的一环。尤其在雪后放晴的日子闲游，面对西洋建筑或仅剩的地基，或仍留了残壁，荒烟蔓草，鸦噪暮云，我的思绪便渐渐提升到了天道人道的哲学境界。
对于我，专心听了几年的莫扎特和贝多芬，努力逛了几年的圆明园残破都是“学”，都是“化”（消化的“化”）。宋朝杨万里有言：“学而不化，非学也。”
在北大校园大、中、小的三圈同心圆的环境，我只尽心尽力尽性做了三个汉字的功课：触、思、获。
杨万里说：“学有思而获，亦有触而获。”
打开自己的脑壳即尽量去触，去思。
触，主要指视觉。闲游圆明园，视觉第一，听觉次之。但一切的感觉印象，最后都要上升到思。我走向成熟，一步也离不开思。“我思，故我在。”
也许，圆明园于我还是体认西方泛神论的最佳场所。我的泛神论既来自书本、音乐，也来自圆明园和香山一带自然景色，包括春天最初发芽的柳树和杨树，仿佛有种回音：“神圣，神圣！”
是的，上帝就是大自然，大自然即上帝。
中国人很容易接受泛神论。在圆明园荒野，与一草一木交往，其实是与神交往。久久自静，万道俱出。
所以圆明园于我是一本无字的哲学书。里面既有中国哲学，也有西方哲学，而且是诗化哲学。这样的哲学最养人。
最后，作为本章的结语，我还想提一下钟亭的钟声。１９２９年９月，燕园才有了那个圆顶六柱钟亭。燕大曾提出《撞钟法》：
“每半小时撞钟一次，自十二时半起撞一下，一时撞两下，一时半撞三下，……四时撞八下，到四时复撞一下。如是每四小时循环一次，每日早六时至晚十一时为撞钟时间。”
我不知道，我今天的北大校园是否有钟声回荡？若有钟声，会有助于北大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足够抵得上投资２亿元的教育经费！
第四部
北大附近的小吃
不写这一篇，整本书会缺一角。
人的嘴巴有两大用途：吃，说话。除去这两项，人生还剩什么？人生还能存立吗？
凡是有学校的地方，附近必有小吃。这是人性或人欲决定了的。世界各地的大中小学没有例外。小吃会给人留下终生的记忆。
１９４５年３月，我在江西宁都乡村师范附小读书。课间操，我总是跑到附近的零食小摊位去买“麻次”（用糯米做的甜食）。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１９５５年３月，我在南昌二中读高三。课间操，我总要和两三个同窗跑到对面小吃摊位去吃猪血汤。三分钱一碗。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北大呢？北大附近的小吃并没有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只有遗憾。原因是我“生不逢时”。
政治运动不断，阶级斗争的火药味浓烈，不利于饮食文化的繁荣。加之我当年穷，连小吃店也不敢进去。平均一个学期只能吃一两回馄饨。不过北京的馄饨馅太粗，远不如我老家的小吃鲜美可口。即便是面食，也比不上我家乡的米粉或汤面。
有位三四十年代住城里沙滩的老北大学生在回忆录中写到北大的小吃说：“北大的小吃是绝对的自由，爱怎么吃就怎么吃。”
可惜我出生也晚，没有赶上“绝对自由吃”的盛世。
北大西门（正大门）附近没有小吃店，只有一家小卖部。成府校门也没有。东校门有一家小饭馆，一坐下来，少则一元，多则几元，我进不去，吃的欲望并不强烈，空间都给求知欲占了。
北大的小吃都集中在南面海淀镇，大小约摸有十五六家。我住的学生宿舍４０斋（四层楼房）便正对着海淀镇，中间仅隔一条大马路（从城里西直门到颐和园必经过这里）。
那里有家“海顺居”我还记得，但有什么特色菜，我忘了。也许我压根就没有在那里美食过，一次也没有！
当年，我是把所有的人欲（食欲和情欲）统统转化成了一种欲望：求知欲。
如果说，五十年代北大校园有什么欠缺，用我的价值观去判断，便是附近少了几家茶馆和咖啡屋，这道人文风景。主要原因不在物质或硬件，而在软件：政治气氛不允许它存在。
因为师生在茶馆、咖啡屋相聚，高谈阔论，免不了会有自由化的倾向。这在当年是绝对禁止的！
有关这个欠缺，我有强烈感受，因为我的内心渴望北大附近能有这样一个供不同专业的师生、学友自由交流思想的建筑空间。如果有，我变卖裤子也要每个星期去泡一次。逛圆明园和泡咖啡屋都是必需，各有各的妙处，都养人，互相不能替代。
从国外书刊，我知道有关咖啡屋的许多故事。
有关母校苏黎世工业大学，１９５５年３月爱因斯坦在回忆录写道（一个月后他逝世）：“在这些求学年代，我同一个叫格罗斯曼的同学建立了真正的友谊。每个星期我总是同他去一次利马特河口的‘都会’咖啡屋。在那里，我同他不仅谈论学业，也神聊好奇心的年轻人所感兴趣的一切。”
我梦想北大附近也有一家类似“都会”咖啡屋的去处。在那里，我可以和不同专业的同学自由交流，改变我“独学无友”的不利状况。
如果政治氛围更宽松些，留学生也可以加入进来。当时北大有十几个国家的留学生，共一百多名。自反右后，中外学生的交往受到限制，这又是一个遗憾。当年的敌情观念太强，夸大了。到处是特务，间谍，里通外国。在精神病学上有个专门术语：被害妄想。发展下去便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于是才有文化大革命。
所以今天我一有空闲，便去泡咖啡屋，心理动机之一，是报复过去的限制和禁锢。
读者手中这本书的有些章节提纲便是我一人独自坐在衡山路一家叫“凯文”（Ｋｅｖｅｎ）的咖啡屋写下的。
我特别喜欢隔着大玻璃窗，看外面深秋季节的梧桐落叶。“风萧萧梧叶中，雨点点芭蕉上”，会帮助我“步步寻往迹，有处特依依”。至于是什么质量的咖啡——哥仑比亚或维也纳的风格——我并不在意。严格地说，我只是借用咖啡屋的氛围，去感旧回首，同逝去的岁月重逢。
我的忧郁症或抑郁状态（1）
这种极度忧伤、绝望、否定人生有意义的状态开始出现在１９５８年，也就是在我形成世界观的时期。这是很奇怪的。至今我也不完全明白其中的机理和深层原因。
它像一次重感冒。感冒是病毒引起的，属于生理现象。我的抑郁状态，不是什么病毒引起的，属于心理现象，但又不是精神病。
当然，外部原因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