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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跟踪追迹，我查了德、英等大百科全书，知道林耐（Ｃ．Ｌｉｎｎａｅｕｓ，１７０７—１７７８）是瑞典植物学家。其中他有两本书的题目引起了我的兴趣：《植物学的哲学》、《自然体系》。
光是“植物学”，对我的触动不会很大。一旦同哲学合在一起，便会引起我的深深共鸣——这是我当年的一大特点，直到今天，依然如此。这就像一个既抽烟又贪杯的人一看到“万宝路”和“茅台”，大脑有关神经系统便会作出相应的强烈反应或条件反射。
那句格言便是出自林耐的《自然体系》，１７３７年。英文是：“Ｔｈｅ Ｓｔｏｎｙ Ｒｏｃｋ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Ｐｒｉｍｅｖａｌ， ｂｕｔ ｔｈｅ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ｉｍｅ．” （坚硬的岩石不是原封不动的，而是时间的女儿）
英文说得全面，是林耐的原意。所以从学生时代起，我对中译本就持怀疑态度。做学问不能靠译文。它只能作参考。有些经典著作，最好拿两个版本来参照着读，特别是一些重要概念和句子，否则会误人子弟。
这种习惯是我在北大养成的——这也是普朗克这个命题的体现：“从相对到绝对”。我想方设法尽量接近“绝对”。
林耐这句充满自然哲学智慧的格言引导我推开了地质学的大门。严格来说，仅仅是把大门推开了一条缝，透过缝，我瞥见到了一些叫我惊叹不已的东西。
我看了好几本地质学方面的书，是挑选着看，仅仅是为了接受些“地质哲理诗”的熏陶和洗礼，帮助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走向“世界哲学”，不能没有这“气”。其中有这样两本：《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ｙｅｌｌ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Ｇｅｏｌｏｇｙ》（莱伊尔和近代地质学）；《Ｔｈｅ Ｂｉｒ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地质科学的诞生和发展）。
我又一次强烈地感受到：北大的确是读书的好地方！我愿在这里待上１０年，读１０年书，每月只领取１４元５角的助学金，物质生活只要求维持在温饱水平！
从阅读中，我知道，不仅岩石圈，就是大气圈、水圈、生物圈……乃至于整个地球、太阳系、银河系和宇宙，统统都是时间的女儿。
悟出这一点，我的内心有种亮光，并嘲笑、鄙视当时的政治运动。我意识到：坏政治是暂时的，自然法则是永恒的。
我的内心是一片宁静，不再受外界愚蠢、荒诞和邪恶的干扰。显然，外界是非理性的、病态的，而我的内界是符合理性的、正常的。
从地质学的一线门缝里望去，我看到：河流和岩石，海洋和大陆，都经历过各种变化；但指导那些变化的规律以及它们所服从的法则，始终是相同的。（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ｃｋｓ， ｔｈｅ ｓｅ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ｉｎ ａｌｌ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ｒｔｓ； ｂｕｔ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ｗｈｉ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 ｔｈｏ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ｈａｖｅ ｒｅｍａｉｎｃｄ ｉｎｖａｒ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ｓａｍｅ．）
按我的理解，这正是大自然的“至诚”。
这正是“至诚者，天之道也”。（唐朝，李翱）
苏轼有言：“天不容伪。”
“世界哲学”安放在地质学原理上是可靠的。这才是懂得“天高地厚”。
按这条思路跟踪追迹下去，我必然会对古生物学（古动物学、古植物学）发生浓厚兴趣。当然仅仅是把大门推开一条狭窄的缝，往里面的王国投以一瞥。心理动机只有一个：孩子般的好奇心。
二、 拉马克的《动物学哲学》和圣希兰的《解剖学哲学》
植物学还有哲学？！动物学还有哲学？！解剖学还有哲学？！
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富有童心（我一无所有，只有童心）的人来说，我的大脑神经系统作出三个特大惊叹号是符合逻辑的。
我喜欢１８、 １９世纪的欧洲学者，他们偏爱把自己的学问同哲学挂钩，这样整个认识层次便上了一个台阶。（大学三年级下学期我开始注意到了这种现象）
估计这是牛顿深远影响的缘故。牛顿把自己的代表作称之为《自然哲学数学原理和他的世界体系》。我对这个书名有种敬畏和肃然起敬感。尤其是站在该书的英文名字面前（每个开头字母大写），我的敬畏心情便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境界：Ｔｈｅ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Ｈｉ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坚硬的岩石是时间的女儿”（2）
我这种大脑有关神经系统的反应既来自我的天性，也来自我在北大接受到的教育。这种反应和我对莫扎特钢琴协奏曲中“钢琴同整个乐队对话”的反应是属于一个性质。没有这种反应，我便不可能走向觉醒。没有这种反应，我的脑壳便不开壳。
牛顿还有一个习惯：他把物理实验称之为“实验哲学”，也给了我美好的、崇高印象。不要小看了这一个术语，它在当年对我洗礼、启蒙和正面的冲击足抵得上北大任何一位名教
授。
《动物学哲学》据我所知，这部经典我国至今没有中译本，而日本早在２０世纪初便有了日文译本。一百多年来，日本这个国家和民族主要是靠翻译起家的。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
日本是西方文明最好的学生，是高材生。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是中国文明的学生，后来是西方的学生。光这个书名给予我的就是一种神圣、高贵的冲击。
我不懂法文。当时我读的是英译本：《Ｚｏ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北大图书馆又有收藏！记得盖了“燕京大学图书馆藏书”的印章。在书中，拉马克在扉页中谈起他的研究动机，引起了我的共鸣（同书中伟人产生共鸣是我６年求学时期最主要的经历）：
“观察自然，研究她所生的万物；追求万物，探究其普遍的或特殊的关系；再去捕捉自然界中的秩序，把握她进行的方向，握住她运作的法则……这等工作……还能给我们找到许多最温暖、最纯洁的快乐，以补偿生命场中种种不能避免的苦恼。”
这后一句，尤其给了我安慰。逃向大自然是我当年倔傲抗世的方式。我只能走这条路。历代中国知识分子有这个传统：“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我也不例外。
拉马克（１７４４—１８２９）是法国人，进化论先驱。他有句格言给了我深刻印象：“大自然就是时间。”
意思是：大自然创造万事万物都需要漫长的时间。
他说，大自然的动作很慢，她非得用悠缓的时间去完成她的大业不可。生物进化便经历了漫长时间。
毕业前夕，我还给上帝下了一个定义：
上帝—大自然＝时间＋空间
“上帝—大自然”是个德文术语：ＧｏｔｔＮａｔｕｒ。拿掉时间和空间，上帝便消失了。上帝用时空搭建大舞台。在台上，他一边创造一边毁灭。
圣希兰（Ｅ．Ｇ．ＳａｉｎｔＨｉｌａｉｒｅ，１７７２—１８４４）的《解剖学哲学》同样给了我智慧。他的专业是脊椎动物学。他和拉马克都是这类思想家：一方面注意观察，看重事实；另一方面又善于从大量事实中抽出普遍法则，追求哲理。从我的学生时代，直到４０多年后的今天，我偏爱１７、 １８和１９世纪的自然科学家追求自然界的普遍法则。记得１８０６年有位法国生物学家说过：真正的植物学家理应去追求普遍存在于自然界的永恒真理。
今天自然科学家的哲学倾向、气质和色彩比以前少了，淡了，我认为是退步。我建议把古生物学叫“古生物哲学”；把实验物理叫做“实验物理哲学”；把解剖学恢复到“解剖学哲学”，为的是在人心中激起一种神圣、崇高和庄严的感情。
圣希兰仔细解剖了各种脊椎动物，并作了比较。他发觉大自然是根据同一法则去创造一切生物的。主要、基本原理不变，只是在一些次要地方作了些改变。若是圣希兰活到今天，知道了ＤＮＡ结构，他会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