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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宁静是一种力量
体认到这一点，是１９５７年岁末我的一大收获，也是我走向成熟的一步。它标志了我的内向型性格开始进入运行轨道，渐渐成了我的世界观的核心。
这时候，西方宗教音乐大量进入我的大脑，并扎下了根，尤其是巴赫、亨德尔、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的弥撒曲，从中我感到有种很深沉的宁静弥漫。这是一种崇高的宁静或静穆的神圣。
肖邦的曲子也听，尤其是他的夜曲（Ｎｏｃｔｕｒｎｅｓ），里面有一种安静的气氛。不过不是宁静，是安静。
爱的目标大位移（3）
安静属于尘世，属于不喧闹、分贝很小这种物理性质。宁静属于天国，属于宗教范围，同分贝的数值关系不大。即使外界很嘈杂，乱哄哄的噪声不绝于耳，内心仍然能保持宁静状态，这才是真功夫，真正的哲学境界。
肖邦的夜曲很诗意，很幽静，只有尘世的梦，少有神性。因为这只是安静。可见宁静的级别高于安静。——当然，这是我后来才体验出来的。不是“第一课”，而是到了“第三课
”。
肖邦夜曲的安静不能把我引导到哲学王国沉思默想的宁静境界。当时我更需要对天地人神的冥想或凝神默想。
我记得那年年底的一个夜晚，我听了一个晚上的宗教音乐：巴赫的《马太受难曲》《ｂ小调弥撒曲》；亨德尔的《弥赛亚》；贝多芬的《Ｄ大调庄严弥撒》。
我的内心感受是难以言表的。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宗教经历。它来自音乐。后来在我的人生之旅中，曾有过多次宗教性质的感悟。
那是宗教感的“第一课”。（又是“第一课”）
一点多钟，温德先生在对面的长沙发上睡了。我悄悄地开了门，不辞而别。哦，外面正下着鹅毛大雪！整个朗润园静极。荷塘、石板桥和周遭的树木、竹林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有种神圣的宁静弥漫。这时，我突然记起白居易的两句诗：“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夜雪》）
经过未名湖的时候，我久久停在一处不动。肉耳和心耳好像还有巴赫和亨德尔的宗教音乐在回荡，缭绕。
我突然觉得用我的听觉、味觉、视觉和触觉已经体验、品尝到了一个“静”字。
其实今天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世界，严重欠缺这个“静”字。既没有外在的“静”，也没有“内心的静”。而后者更重要。
是的，静有等级。宁静最高级。“内心的静”便是宁静。宁静是种力量。这力量要用心灵去感受。因为它不是马力。我们时代的马力还不够吗？反而是马力太多了，宁静的力量太少了，太微弱了。
毕业前夕，我才明白，科学、艺术和哲学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敬畏和宁静。
我记起有句德文：“Ｄｉｅ Ｓｔｉｌｌｅ ｖｏｒ Ｇｏｔｔ”（在上帝尊前的静穆）。——这才是最高层次的宁静。
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数学、物理、哲学、文学艺术……所追求的极玄之域，都是“在上帝尊前的静穆”。
“在上帝尊前的静穆”是人类智慧的开端，也是它的终结。
难怪唐代道士司马承祯说：“静则生慧，动则成昏。”
东西方哲学家都强调“把我们的快乐完全限于自己的内心”。后来我读到南宋哲学家陆象山的号召：
“收拾精神，自作主宰。”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劳攘；须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内……谁欺得你，谁瞒得你？”
“内心的宁静”，正是收拾精神，自作主宰的必然结果。而西方古典音乐的本质就是促使、引导你收拾精神，向内用力，自作主宰；就是“导向内心”的音响诗哲。
“导向内心”是个英文术语“ｉｎｎｅｒｄｉｒｅｃｔｅｄ”，是１９６０年我从温德先生书架上一本心理学著作中读到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用的术语。在那个危机重重的时候（ｉｎ ａ Ｔｉｍｅ ｏｆ Ｃｒｉｓｉｓ），一切“导向内心”的事物（科学、艺术和哲学），我都去追求，为的是获得“宁静”。两次战役之间的间隙境界才是“宁静”。这是我下的定义。
西方古典音乐的价值在于它能为我营造一种心理大背景或氛围。追求“世界哲学”的人不能没有这种心理氛围。它与中国古诗、哲学、数学、物理……是互动、相互激励和互相营养的关系。比如：当我越是深入数学的本质，我对古典音乐的感受和理解就越深。——这是奇怪的，微妙的，却是事实。
久久站在大雪纷飞的未名湖边，我突然觉得还欠缺晚亭夜半残钟声。如果这时有疏缓的钟声回荡，我的收获必然会更大些。
走回宿舍楼已是深夜一点多。
在走廊里碰到同屋同床（上下铺）的王熙敬（山西运城人），只说了一句：“开夜车这么晚！”
轻手轻脚爬上我的上铺，睡不着。我需要消化刚接收到的大量信息，包括燕园的夜寒湖悄静，雪压一片竹。
我至今也忘不了那段充满大小惊叹号的峥嵘岁月。
特点是理科和文科齐头并进，构成海陆空立体的多向度，不拘一格，自由出击。
自这以后，“宁静”、“静穆”便越来越成了一个哲学上的概念。这发端于政治、社会学领域，人斗人的外界环境步步把我逼向自己的内心去觅寻精神上的宁静，渐次上升到了哲学层面。当然，若是我不去阅读有关书籍，光凭自己的一点感受和经历是不足以上升到哲学的。北大图书馆的丰富藏书满足了我的需要。
佛教哲学的“四禅心不动”便是哲学层面上的“宁静”！
“息依身心，四禅心不动。”（《成实论》）意谓：修习禅定共有初禅、二禅、三禅和四禅这四种境界。四禅为最高的境界。
按我的理解，宁静的最高层次为禅定。当年北大动荡不安的政治社会环境非常有利于我去理解、追求禅定。
爱的目标大位移（4）
１９５８年，当我从《五灯会元》读到这一句箴言，我是如获至宝：“青山原不动，浮云任去来。”
我把自己的内界比作青山，外界的一切非理性（包括后来的十年文革）统统看成是浮云。
自１９５７年冬日朗润园以后的三四年，渐渐形成“禅定”的观念是我的一大收获。没有它，内心的堡垒只能是一句空话。
三、 扒开脑壳，感受和认识世界
因受到德奥古典音乐的伟大感召，我在德国文学史讲义上写下了这段短短的日记。因为它不涉及政治，所以写成日记没有危险。反右后，我始终保持高度警觉，害怕被抓辫子、打棍子，即使是日记中的一句话，也可以在一夜之间叫你成为现行反革命。
其实北大６年我只做了一件事：扒开了自己的脑壳。
刚跨进校门，我的脑壳是封闭的，不开窍；毕业时走出南校门，我的头脑是开放的。
扒开脑壳需要借助外来的力。——这就是贝多芬音乐对我的成长的关键性意义。我特别喜欢贝多芬音乐中的如同军号一般的嘹亮声。在《第九》《第三》《第五》，以及他的钢琴协奏曲和小提琴协奏曲中，贝多芬的军号嘹亮用得最好。那是在急风暴雨中同命运抗争的力。
４０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需要贝多芬的“力”为我开山辟路，只是“力”与“和”的顺序有些变动：北大时期是：贝多芬的“力”＋莫扎特的“和”；今天的我则需要：莫扎特的“和”＋贝多芬的“力”。
这区别已是我一生的心路历程或精神轨迹。
西方古典音乐的风骨和格调，它们营造出来的氛围，特别适合我成长或觉醒。因为哲学的本质不是给予，而是唤醒，只是唤醒。西方古典音乐扒开了我的脑壳，其实是唤醒了我的心灵，不再昏睡，浑浑噩噩。
贝多芬音乐中的崇高的力向我的脑壳作猛烈的一击，宣告我开始成为另一个人，向“世界哲学”的大道上走去。我在课堂上的专业——德国文学只是一个小圆。数学、物理、地质学和社会科学……也是小圆。
“世界哲学”是个大圆，它具有天地人神四重结构，它包容了一个个小圆。音乐、建筑、绘画、诗歌都是小圆。
以上这些是我后来的认识，不是我在１９５７年冬日的觉醒。
关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我还记起一件事：１９５９年是国庆１０周年，中央决定请东德“德累斯顿交响乐团”来京演出《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