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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才能活命（2）
“革命者往往是从旧的堡垒中出来，因更清醒地认识到旧堡垒的罪恶，才有革命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如果书读得够多，请查一下这句著名的革命者成分论断出自哪位伟人之口！这群中国足球最初的革命者，注定不可能是记者、是球迷、是官员，而是如徐明、张海这样的打出旧堡垒的人，因为他们的反击最有力！最到位！最能打到旧体制的七寸！哪怕他们并不十分干净。
谢谢楼世芳先生提起了“文革”，但我要说的是，在“文革”期间最流行的就是“革命血统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天生会打洞。那个年代，很多血统不正、出身不好的人被剥夺革命的权利，那个年代，死了好多人——不知向我力荐《往事并不如烟》并对文革痛心疾首的楼世芳先生是否记得这本书里描写的文革“血统论”对中国人民的戕害！
（二）人格论——
（如果中国足球的问题只要提升“人格”就能解决，那么请雷锋、焦裕禄、孔繁森或者耶稣来担任足协主席吧！在错误的体制下，再高尚的人格也对大环境无济于事，在正确的体制下，体制会逼迫不那么高尚的人们来适应新形势，打出“人格论”，其实就是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的“清官论”，天哪，包公包大人、海瑞海大人！）
“在一个‘非革命的年代’里，革命通常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字眼……‘革命’俨然一跃成为中国职业足球领域最新流行语……遗憾的是，在革命降临之前，夜幕首先降临了——大宝饭店门外，各家俱乐部老总们彼此说着‘大宝啊，明年见’……”这是由于最近专攻评论的董路先生对于新闻事实把握不准造成的，这怪不得他，因为他以为俱乐部开了个务虚会议就妥协了，没有深入第一线的他不知道的实际情况是，老总会只是斗争中的一个幌子，更激烈的角逐是夜就在“投资人”与阎世铎之间针锋相对地展开。
但因为徐明、罗宁们与阎世铎有一个酒局就认为双方耳鬓厮磨握手言欢就未免武断，革命难道不需要请客吃饭吗？曹操与刘备不是也在亭子上煮酒论英雄吗？李自成与张献忠不是也并驾齐驱笑谈“双雄会”吗？毛泽东与蒋介石不是也在1945年于重庆某个山顶茶居上推杯换盏吗？用这样世俗的标准来怀疑10月18日晚、19日晚徐明们与阎世铎们的碰头性质是一种苛求，至少，这一场中国足球革命是一桩正反利益碰撞的大事件，而不是飞短流长的胡同邻里纠纷——急了，拎板儿砖往阎世铎头上砸去，真正的革命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动声色之下却惊心动魄，不是每次都有看官们需要的血腥感官刺激。
今天，对于这场革命的评论有种危险的道德化倾向，用封建的道德标准来误读今天的革命和革命者，除了楼世芳先生手执“血统论”外，还有董路先生的“人格论”，和敌人喝了酒就不是革命者？和敌人握手拥抱就意味着妥协投诚？在我的印象中，董路是一个难得的正直评论人，但如果正直到了《十五贯》里那个“过于直”的县官境界，就会出现狭隘、简单的倾向。
董路认为，中国足球首先需要的是一次“人”的革命而不是“体制”的革命，中国足球的祸根是出现在具体的“人”身上，任何一种先进的体制下如果“人”的问题不解决，最终结果依旧是“穿新鞋走老路”——并且善良地认为，“即使中国足球始终处于现有体制下，如果相关人等能够实事求是、克已奉公、各司其职、公正公平的话，中国足球也不应该混乱不堪了……”
是的，中国足球从业人员的人格素质低下造成目前中国足球的困境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不是首要原因，在任何一个社会环境下，社会结果的造成根源肯定是体制而非生活在体制之内的人，如果本末倒置的话，那极易倒退向封建的几千年来的“清官论”——希望某一个或者某几个清官大人就能够改写历史环境，希望包大人的铡刀能一刀下去就为秦湘莲伸冤让封建时代的妇女们从此得到解放，希望刘罗锅能带皇帝微服私访从而一举根除长江堤防的丑行，希望冯玉祥“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红薯”的正直宣言就能让蒋王朝的劣习尽收……拜托，“清官”从来没有救得了中国的任何事情，包括中国足球，比如许放先生临死之前也没有一双新鞋可穿，但他撒手尘寰后却钻出来那么许多蝇营狗苟。
从我10余年的一线采访中，我能够（包括全部长期采访中国足协的记者们也能够）肯定郎效农是一个清廉正直的足协官员，即使延伸到整个中国行政机关的公务人员序列中，郎效农也是一个在品德操守上无可挑剔的人，几乎每天早上、每天夜里你都可以见到一个老僧入定般的郎效农孜孜不倦地在为中国足球工作，他从没有收过红包，他甚至从没有去过桑拿房……还有王俊生，还有阎世铎，还有李晓光，还有王彬、董华、冯剑明、张吉龙……等等，他们算不上高尚，但从某种意义而言，由于中国足协10余年来面临的批评和压力，已使他们夹着尾巴成为中国机关干部里还算清正勤勉的一族。
（）
革命才能活命（3）
但于事无补，“中超之父”郎效农救不了中超，足协前后两任主席王俊生、阎世铎也救不了中国足球，如果好人、圣人能救得了中国足球的话，那么请雷锋、焦裕禄、孔繁森或者耶稣来当足协主席吧。
人品？！我相信朝鲜足协的官员们一定是人品无瑕的，以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肯定忘我无私勤奋工作，但在那样的体制下，朝鲜国的足球水平又怎样呢？而在它隔了一条三八线的南部，韩国足球却在职业体制下生龙活虎。
（三）私欲论——
（可疑，投资人还是投资权力的人？程建国先生认为这些足球投资人的欲望在于“城市名片”，是投资权力以及相关而来的政策倾斜、广告效应。我想问的是，贝鲁斯科尼、阿布、默多克投资足球还是投资权力？只要对足球运动有推动力，你管它动机如何，没有私欲就没有革命，中国足球的一大原罪就是缺乏进取欲望。你纯，你救得了中国足球吗？）
如果纯真救得了中国足球，那么法国足球的鼻祖应该是圣女贞德；如果强求一个资本家投资足球完全是为了足球本身，那么这个世界上将没有像皇马、AC这样的强势俱乐部。
我并不怀疑程建国先生所说中国足球“投资人”其实是“投资权力人”，大量的材料可以说明，从王健林到杨肇基到尹明善到徐明到张海甚至遥远地区的李志民，其实都是从投资足球中得到或者已经得到某种足球之外的回报——这没有问题，只要他们确确实实在推动了地区足球的生存和发展就行了，即使他们在利益得不到满足之后要抽身而去，也必须承认在资本投入某个地域对这个地域足球起到的必然逻辑关系。
贝鲁斯科尼是投资足球还是投资权力？默多克是喜欢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足球技艺还是追逐足球能给他的传媒帝国带来的效益？还有阿布，还有佩雷斯，甚至还有阿维兰热、布拉特以及萨马兰奇、罗格。现代体育、职业足球发展到当今这样的商业高度时，有什么理由向资本家、政治家们要求他们一定要像旷古时代的圣人一样澄明无邪呢？
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种对革命的反对。
一个必然要在这场革命中澄清的问题是：革命需不需要完全纯粹的动机？也就是说——是不是有了私欲就不能革命？
毛泽东在《论统一战线》里表达出这样的意思：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战胜一切反动的势力。徐明不那么纯粹，张海不那么纯粹（注：他甚至现在还被抓了），国安有自己的私欲，但一个革命战线的形成难道一定要清一色的马克思、列宁吗？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都始于私欲，没有私人的欲望哪来革命的初生，当这些私人欲望形成了共同的利益时，当这些由私欲而成的共同利益又能够顺应潮流推动历史的发展时，它就是革命，就是彻头彻尾的革命。这是历史的、也是革命的规律。
水泊梁山108条好汉人人都有自己的私欲：杨志一怒杀了泼皮、石秀抓烂别人的豆腐、时迁见色心动、鲁智深想的就是吃肉……李自成这么彻底的革命也充斥着私�